剧变

    [美]贾雷德·戴蒙德 著

    曾楚媛 译

    中信出版集团目录

    关于作者

    序言 椰林俱乐部大火的遗烬

    两个故事

    什么是危机

    个人危机和国家危机

    关于本书

    本书脉络

    01 个人危机

    第一章 个人危机

    一场个人危机

    有迹可循

    应对个人危机

    影响危机结果的因素

    国家危机

    02 国家危机

    第二章 苏芬之战

    游历芬兰

    芬兰的语言

    1939年之前的芬兰

    冬季战争

    冬季战争的落幕

    继续战争

    1945年之后的芬兰

    如履薄冰

    芬兰化

    危机框架

    第三章 近代日本的起源

    我与日本的缘分1853年以前的日本

    佩里叩关

    1853—1868年的日本

    明治时代

    明治维新

    日本的“西化”

    海外扩张

    危机框架

    问题讨论

    第四章 全民的智利

    探访智利

    1970年的智利

    阿连德

    政变与皮诺切特

    “否决运动”之前的智利经济

    皮诺切特下台后

    势力犹在

    危机框架

    重返智利

    第五章 印度尼西亚，年轻国家的崛起

    在酒店里

    印度尼西亚的背景

    殖民时期

    印度尼西亚的独立

    苏加诺

    印度尼西亚政变

    大屠杀

    苏哈托

    苏哈托的遗产

    危机框架

    重游印度尼西亚

    第六章 重建德意志

    1945年的德国

    1945—1961年的德国

    德国人的自我审判

    1968年学生运动

    学生运动的余波

    勃兰特与德国的重新统一

    地缘政治约束

    自我怜悯？

    领导者与现实主义

    危机框架第七章 澳大利亚：我们是谁

    探访澳大利亚

    第一舰队与澳大利亚原住民

    早期移民

    走向自治

    澳大利亚联邦

    拒之门外

    一战

    二战

    渐行渐远

    “白澳政策”的终结

    危机框架

    03 国家与世界：酝酿中的危机

    第八章 日本：前路何方

    今天的日本

    日本的经济

    日本的优势

    政府债务

    日本的女性

    日本的新生儿

    老龄化和不断下降的人口总数

    移民问题

    中国和朝鲜半岛问题

    对自然资源的管理

    危机框架

    第九章 美国的未来 ——优势与最大的难题

    今日美国

    美国的财富

    地理条件

    民主的优势

    其他优势

    政治极化

    原因何在

    其他层面的极化现象

    第十章 美国的未来 ——“其他”三个问题 其他问题

    美国的选举

    不平等与政治僵化

    那又怎样

    着眼未来危机框架

    第十一章 世界将去往何处

    今日世界

    核武器

    气候变化

    化石燃料

    可替代能源

    其他自然资源

    不平等问题

    危机框架

    结语 借鉴、思考与展望

    预测因素

    危机是必要的吗

    领导者在历史上的角色

    特定领导者的角色

    接下来呢

    对未来的启示

    致谢

    图片来源

    拓展阅读谨以此书

    纪念我的双亲

    路易斯·戴蒙德和弗洛拉·戴蒙德

    并祝愿

    我的妻子玛丽·科恩和我的儿子马克斯·戴蒙德和乔舒亚·戴蒙德未来

    可期关于作者

    贾雷德·戴蒙德出生于1937年，二战爆发时他正处于童年时期。他对

    历史和地理的兴趣源于父亲曾挂在他卧室墙上的地图，地图上描绘的二

    战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战线不断转移。本书第一章的第一节总结了

    他人生的头21年。1958—1962年，贾雷德在欧洲度过了4年研究生时光，这让他进一步理解了地理的重要性。因为出生地的不同，他在英国、德

    国、南斯拉夫和芬兰的同龄朋友跟他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经历。

    贾雷德在研究生阶段的训练为他铺就了通往实验生理学研究与教学

    的职业生涯之路，他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医学院从事这份工

    作。然而，出于对其他领域的兴趣，贾雷德同时发展了自己的第二职业，那就是对新几内亚岛上的鸟类生态与进化进行研究，他曾带队到该地进

    行过31次科学考察。在鸟类学家中，贾雷德因重新发现新几内亚岛上绝

    迹已久的黄额园丁鸟而闻名，他从直升机上跃下，在人迹罕至的福贾山

    顶峰发现了这种鸟。在此之前，人们只在1895年的巴黎帽子商店见到过4

    个该种鸟类的标本。新几内亚岛和那里可爱的人们对贾雷德的人生产生

    了重大影响。

    贾雷德的一对孪生子出生在1987年，这件事让他意识到，不管胆囊

    生理学或是新几内亚岛的鸟类多么有趣，孩子的未来并非取决于此——

    他们的未来取决于世界的状态。因此，他开始了自己的第三职业——书

    写历史与地理。由于贾雷德兴趣广泛，有评论人曾如此说道：“我怀疑‘贾

    雷德·戴蒙德’实际上是一群各行各业的专家共用的笔名。”

    如今，82岁的贾雷德仍在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本科生教

    授地理课程，暂时没有退休的计划。除了和妻子玛丽、儿子马克斯和乔舒

    亚，以及他的好友共度时光外，贾雷德主要的活动包括：每天从位于洛杉

    矶一个峡谷的家中出发去观鸟，每周会有几天在健身房里举铁，每周参

    加一次意大利口语课，还加入了一个古典室内乐团，负责弹奏钢琴。序言

    椰林俱乐部大火的遗烬

    两个故事

    大多数人在一生中都会经历一场个人剧变或危机，有的人还不止经

    历一场。有些危机可以通过我们自身的改变而化解，有些则不行。同样

    地，国家也会遭遇危机，有些危机可通过国家自身的变革而顺利解决，有

    些则不行。心理治疗师积累了大量关于解决个人危机的案例和见闻，并

    试图从中找寻规律。那么，这些结论可否帮助我们找到化解国家危机之

    道？

    在本书的开端，我打算通过讲述自己经历的两个故事来解释个人危

    机和国家危机。据说，孩子大概从4岁开始记事，当然，有关特定事件的记

    忆能够追溯到更早的时候。我的情况并不特殊。我最早的记忆是5岁生日

    后不久发生的波士顿椰林俱乐部大火事件。尽管我很幸运没有亲历这场

    大火，但从我那做外科医生的父亲口中，我间接地体验了这一可怕的事

    件。

    1942年11月28日，人潮涌动的波士顿椰林俱乐部突发一场大火。火

    情迅疾，俱乐部唯一的逃生出口却被堵住。最终，492人在这场大火中丧

    生，还有数百人因窒息、吸入烟雾、被踩踏而受伤或灼伤。波士顿的医疗

    系统任务艰巨——需要治疗的不仅有那些在大火中遭受身体伤害的人，而且包括那些心灵受到重创的人。其中有遇难者的亲属，他们因失去至

    亲而悲痛欲绝，还有那些死里逃生的人，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身边的人被

    大火吞噬，自己在幸存的内疚中辗转反侧。十点一刻以前，人们一如往常

    地相约在椰林俱乐部，庆祝感恩节周末，观看橄榄球比赛，或者是拥抱休

    假归家的军人。时钟敲响11下，欢声笑语戛然而止，只残留冰冷的躯体，遇难者的亲属和幸存者的生活就此天翻地覆，他们预期的生活脱离了轨

    道。那些遇难者的亲属为亲人死去自己却活着而感到羞愧，他们失去了

    在自我身份认同中占据关键位置的人。这场大火动摇了幸存者以及其余

    的波士顿人(包括当时只有5岁的我)对公正世界的信念。那些受到惩罚的人并非顽劣之辈，更不是恶人：他们只是再普通不过的平凡人、无故丧生

    的平凡人。

    有的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终其一生被伤痛折磨。有少部分人选择结

    束自己的生命。但是，大部分人在经历最初几周的极度痛苦后，开始逐渐

    进入一个缓慢的恢复阶段，他们从最初的不愿接受现实，到重新审视自

    己，尝试重返正轨，然后发现自己的世界其实并没有全然崩塌。许多在那

    场大火中失去配偶的人后来再婚了。不过，数十年后，哪怕是对于恢复得

    最好的人而言，在椰林俱乐部大火中涅槃而来的全新身份和火灾发生前

    旧的自我也只能“马赛克式”地共存。在本书中，我们会多次使用“马赛

    克”这个比喻，这是一种个人或国家内部截然不同的元素艰难共存的状

    况。

    椰林俱乐部大火提供了个人危机的一个极端案例。我之所以称其为

    极端，仅仅是因为这场灾难同时降临在多个人身上。事实上，这场灾难中

    受害者的数量如此之多，以至引发了另一种危机，导致心理治疗领域亟

    须找到新的解决路径(我将在第一章谈到)。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在生活中

    会直接经历危机，或者间接地体验亲属或朋友所经历的危机。无论是只

    有一个受害者的危机，还是导致多达492人丧生的椰林俱乐部大火事件，对于受害者而言，它们带来的痛苦同样沉重。

    我们再举一个国家危机的例子做比较。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

    初，我旅居英国。当时，我和我的英国朋友都未全然意识到，这个国家正

    处在一场缓慢的危机之中。曾经的英国独领风骚，科技水平领先世界，文

    化历史源远流长，其国人为之自豪。彼时，英国人仍沉湎于往日的荣光

    ——坐拥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舰队、数之不尽的财富，还有辽阔的帝国版

    图。不幸的是，到20世纪50年代，英国经济开始走下坡路，版图范围逐渐

    缩减，国家实力式微，英国对自己在欧洲扮演的角色感到迷茫，并且不知

    如何解决长期存在的阶级差异和骤然袭来的移民浪潮。1956—1961年，这一昔日巨人迎来了紧要关头：它解散了余下的舰队，经历了首次种族暴

    乱，其在非洲的殖民地陆续独立，苏伊士运河危机更是揭露了一个屈辱

    的事实——英国已不再是那个可以为所欲为的世界强权了。我的英国朋

    友很努力地去理解这些事件，并试图把它们解释给我这个外乡人听。英

    国民众和政治家关于自己国家身份和角色的讨论在种种冲击中愈演愈

    烈。

    60年之后的今天，英国成为新我和旧我共存的“马赛克式”国家，它

    褪下了往日帝国的华服，换上了多元社会的新衣。英国通过高水平的福

    利制度和高质量的公立教育体系来缩小不同社会阶级间的差异，但它曾

    享誉世界的海军力量和经济实力再未能恢复如初，在处理与欧洲其他地区的关系方面(“脱欧”事件)留下了不好的名声。但英国始终是世界上最

    富裕的6个国家之一，仍然在象征性的君主制下实行议会民主制度，并且

    在科技领域名列世界前茅，还继续使用英镑而不是欧元作为国家货币。

    这两个故事呈现了本书的主题。个人、团队、企业、国家，乃至世界

    都有面临危机和压力的时候。危机可能来自外部压力，比如个人遭遇离

    婚、丧偶，或者是一国受到他国的威胁或攻击。危机也可能来自内部压

    力，比如个人身体不适，或国家内部出现纷争战乱。不管应对来自外部还

    是内部的压力，都需要选择性地进行改变，对国家和个人来说都是如此。

    这里的关键词是“选择性”。个人或国家不可能完全改变和抛弃过往

    的一切，这也不是他们所希望的。真正的挑战在于，在危机中的个人或国

    家需要取舍，分清哪些部分运作良好，不需要改变，哪些部分不再可行，需要改变。在压力之下，个人或国家必须直面自身的能力和价值。一方

    面，他们必须判断出自身的哪些方面仍然适用，从而将其保留。另一方

    面，他们也需要鼓足勇气识别那些必须改变的方面。这就要求个人或国

    家找到符合自身能力和自身条件的应对危机的新方法。与此同时，他们

    要划清界限，明确那些对其身份认同至关重要、绝不可以改变的元素。

    以上就是个人危机和国家危机的相似之处，但我们也要意识到两者

    之间的重大差别。

    什么是危机

    我们应该如何定义一场“危机”？简单来说，英文中的“crisis”(危机)

    一词来自希腊语中的名词“krisis”和动词“krino”，它们有以下几种解

    释：“使分开”“做决定”“加以区分”“转折点”。因此，我们可以把危机看成

    一个紧要关头、一个转折点。和“大多数”其他“时刻”相比，这一“时刻”前

    后的情况会“极其”不同。我之所以要强调“大多数”“时刻”“极其”这几个

    词，是因为要决定一个转折点是“危机”，还是仅仅是转瞬即逝的流光或

    者是循序渐进的自然进化过程，我们要实际地考虑这一时刻应当有多么

    短暂，前后情况的变化应当有多么剧烈，以及和大部分其他时刻相比，这

    一时刻应当有多么罕见。

    转折点意味着挑战。当以往的处理方法不再适用于应对新挑战时，危机感会使我们产生压力，这种压力激励我们去寻找新的解决方法。如

    果个人或国家找到了新的且更好的应对方法，我们就可以说这场危机被成功地化解了。不过，在本书第一章中，我们将会看到，其实成功化解危

    机和未能成功化解危机之间的界限并不明显：成功可能仅仅是局部的或

    一时的，相同的问题可能会卷土重来。(例如，在1973年，英国通过加入欧

    盟的前身欧洲共同体来“解决”它在国际上的角色定位危机，但在2017

    年，出于同样的目的，英国又以公投的方式离开欧盟。)

    现在，我们来说一说实际问题：一个转折点要多短暂、多关键、多罕

    见，才能被称为“危机”？在人的一生中，或在上千年的区域历史长河中，有多少时刻应当被贴上“危机”的标签？这些问题有不止一种答案，不同

    的答案为不同的目的服务。

    其中一种极端的解释把“危机”一词界定为长间隔、极罕见、戏剧性

    的剧变：人的一生仅会发生几次，国家更是几百年才一见。举个例子，根

    据这一定义，在一位古罗马的历史学家看来，在大约公元前509年罗马共

    和国建立之后，古罗马经历的能被称得上“危机”的只有三次事件：首先是

    头两次布匿战争[1]

    (公元前264—前241年及公元前218—前201年)，其次

    是古罗马从共和国时期进入帝国时期(约公元前23年)，最后是日耳曼人

    入侵导致西罗马帝国的覆亡(约476年)。当然，这位历史学家并不会就此

    认为其他发生在公元前509—公元476年的事情都微不足道，他只是把“危

    机”一词留给了最非同寻常的三件事。

    另一种极端的解释可见于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同事戴

    维·里格比与他的助手皮埃尔–亚历山大·巴兰、让·博西玛曾共同发表的关

    于美国城市“技术危机”的精细研究。他们给出了“技术危机”的操作性定

    义，即专利应用的持续低迷时段，其中“持续”一词被量化。根据这些定

    义，三位学者发现，美国的城市平均每12年会经历一场平均持续4年的技

    术危机，一个中等的美国城市每10年当中有3年处于这样的技术危机阶

    段。戴维等三人发现，这有助于理解一个与实际利益紧密相关的问题：为

    什么有些美国城市能够避免上述定义中所描述的技术危机，有些城市却

    不能？不过，那位古罗马的历史学家可能会认为戴维等人的研究对象不

    过是一些暂时存在的小事，而戴维等人则会反对古罗马历史学家对长达

    985年的古罗马历史谱系中的其他事件视而不见的行为。

    我的观点是：“危机”的定义可以随着不同的发生频率、不同的持续时

    间以及不同的影响范围而变化。我们无论是研究罕见的大型危机，还是

    分析频繁的小型危机，都能从中得到有用的信息。在这本书中，我采纳了

    从几十年到上百年的时间范畴。在我的有生之年，我在书中所论述的国

    家都经历过“重大危机”。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没有经历过更频繁出现

    的小型转折点。不管是个人危机还是国家危机，我们通常只关注单个的紧要关头，比如妻子告知丈夫她要提出离婚申请的那一刻，或者是(智利历史上的)

    1973年9月11日，也就是智利军方推翻民主政府，智利总统自刎的那一

    天。有些危机的降临确实毫无预兆。比如，发生在2004年12月26日的印度

    洋海啸，带走了20万人的生命。又比如，我正值盛年的表弟在驾车过程中

    不幸在铁路道口与火车相撞，留下了他的妻子和4个孩子。不过，大部分

    个人危机和国家危机都是多年里渐进式变化累积的结果，就像上述的夫

    妻在离婚前就已长期存在婚姻问题，智利在遭遇政变前一直面临政治和

    经济难题。这样的“危机”是对长期累积的压力的一种突然的觉知或反

    应。澳大利亚前总理魏德伦就清楚地意识到这一本质(我们会在第七章谈

    到)。1972年12月，他在短短19天内出台了一个包含重大变革的旋风计

    划，但他对此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这些改革只是“对(澳大利亚)已然存在

    的问题的承认”。

    个人危机和国家危机

    国家不是个人的放大化，二者明显在许多层面上各有特点。那么，通

    过个人危机的缩影去观察国家危机为什么是有意义的？这种方法有什么

    优点？

    我在和朋友及学生讨论国家危机的时候经常谈到其中一个优点，那

    就是，对非历史学家来说，个人危机更贴近我们的生活，更容易被理解。

    所以，从个人危机的视角出发可使普通受众更容易“联想到”国家危机，从而弄清楚其中的复杂性。

    另外一个优点是，在个人危机的研究方面，人们已经取得不少成果，得出了个人危机的不同影响因素的发展路径，从而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个

    人危机的不同结果。这些因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利的起点，使我们可

    以着手描绘国家危机不同影响因素的发展路径，从而更好地理解国家危

    机的不同结果。我们会看到，有些个人危机的影响因素同样适用于国家

    危机。例如，遭遇危机的个人往往会得到朋友的帮助，陷于危难的国家也

    会向盟国求助。个人在寻找解决危机的方案时会参考其他人解决类似危

    机的经验，国家也会借鉴和采纳其他国家面对相同挑战时所采取的解决

    方案。个人会从过往危机的解除中获得自信，国家也一样。

    以上情况下，个人危机与国家危机的影响因素存在明显的相似性。不过，我们也会看到这样一些因素，它们影响着个人危机的结果，却不直

    接存在于国家危机中，不过这些因素仍然可以发挥建设性作用，因为它

    们可以启发我们寻找影响国家危机的相关因素。比如，心理治疗师发现，界定“自我力量”这一个人特质很有用。虽然国家不具备心理层面上的自

    我力量，但这一概念能引导我们去思索一个相关概念——对国家而言至

    关重要的“国家认同”。无独有偶，人们往往觉得自己在处理危机时选择

    的自由会受到现实因素的约束，比如育儿的责任和工作的需求。当然，国

    家选择的自由不受限于这些因素，但受限于其他一些因素，例如地缘政

    治的约束或是国家财富的多寡。

    这种比较还能使那些与个人危机并无相似之处的国家危机的特点表

    现得更为突出。这两种危机有许多不同的特点。国家拥有领导者，显然个

    人是没有的，因此关于领导者角色的问题会常规性地出现在有关国家危

    机的讨论中，但不会出现在有关个人危机的讨论中。有一个问题是历史

    学家长久以来一直争论不休的：究竟是非凡的领导者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即“伟人史观”)，还是说即使换成其他领导者，历史依旧会沿着相似的

    路径发展？(例如，要是1930年的那场车祸当真使希特勒丧生，二战还会

    爆发吗？)国家拥有个人所不具备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国家危机的处理总

    离不开群体互动和决策，而个人通常能够自行做决定。国家危机可以通

    过暴力革命(例如1973年的智利)或和平演变(例如二战后的澳大利亚)的

    方式解除，而单独的个体不会进行暴力革命。

    正是因为个人危机与国家危机之间存在这些明显的相似性、隐含的

    相近性和不同之处，我发现对两者进行对比能够帮助学生理解国家危

    机。

    关于本书

    在阅读时，读者和书评人时常会逐渐发现，某本书的内容和写作方

    法并非他们所预想或期待的那样。那么，本书包括了什么内容，使用了什

    么方法，又不包括什么内容，没有使用什么方法呢？

    本书是针对7个现代国家在数十年间所经历的危机和选择性变革进

    行的一种比较性、叙述性、探索性研究。这7个国家都是我亲身所至，并且

    以个人危机的选择性改变的视角去做过观察的，它们是芬兰、日本、智

    利、印度尼西亚、德国、澳大利亚和美国。让我们来逐个理解。

    本书采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本书不单单讨论1个国家，而是对7个

    国家进行比较。非虚构类作品的写作通常需要在单一案例研究和多案例

    比较研究之间做抉择。两种方法各有所长，也各有其短。在给定的篇幅

    内，单一案例研究显然可以提供关于案例的翔实细节，但比较研究能够

    展现多元的视角，并发现单一案例研究无法涉及的问题。

    历史比较法会引发人们思考单一案例研究所没有涉及的问题：为什

    么某一特定事件在一个国家导致了结果R1，在另一个国家却导致了截然

    不同的结果R2？举个例子，我很喜欢阅读的一本有关美国内战历史的书

    用了整整6页去描绘葛底斯堡战役爆发次日的情形，却无法解释为什么美

    国内战不像西班牙内战和芬兰内战那样以胜者豁免败者而告终。从事单

    一案例研究的作者经常批判比较研究过于简单和浅薄，而从事比较研究

    的作者会认为单一案例研究对重大问题探讨不足。“那些只研究一个国家

    的人最终一个国家都不了解。”后者的观点在这句话中展露无遗。本书做

    的是比较研究，当然这就意味着它包含了比较研究的优点和不足。

    我意识到一个痛苦的现实：因为这本书要讲7个国家，所以我对每个

    国家的描述都必须化繁为简。当我坐在书桌旁转过头去看时，发现身后

    的地板上堆着一摞摞书籍和文献，每一摞都有5英尺[2]

    高，它们分别是每

    一章的阅读材料。对我来说，要思考如何把整整5英尺高的关于战后德国

    的材料浓缩成短短一章的内容，实在是不易，因为有那么多的内容要舍

    去!当然，简练也有好处：这样有助于读者比较战后德国与其他国家的重

    大议题，而不会被大量繁复的细节、预期、假设和转折分散注意力，不会

    觉得眼花缭乱。想要更深入地了解细节的读者，可以在本书最后的部分

    查看每一个案例研究的相关书单。

    本书采用叙述性写作风格，这是历史学家传统的写作方式，最早可

    追溯至2 400多年前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将历史发展为一门学科时。“叙

    述性”意味着论证过程是以散文式推理的方式来推进的，无须依靠等式、数据表格、图形或者数据显著性检验，而且研究的案例数量不多。叙述性

    研究与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所青睐的新型定量研究方法非常不同，后者大

    量使用等式、明确的可测试性假设、数据表格和图形，样本规模较大(即

    研究的案例数量较多)，从而使得数据显著性检验变得可行。

    我很欣赏现代定量研究方法的作用。我在关于73个波利尼西亚岛屿

    的森林砍伐状况的统计研究中采纳了定量研究方法，[3]

    这样得出的结论

    的说服力显然是针对少数岛屿的叙述性研究所不能及的。在我与别人合

    著的一本书[4]

    中，我的合著者巧妙地利用了定量研究方法去解决那些进行叙述性研究的历史学家争论不休、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如，拿破仑在战

    场上的征伐对欧洲随后的经济发展到底有利还是有弊。

    我原打算在本书中采用现代定量研究方法。我在这上面花了几个月

    的心思，却发现这个任务只能留到以后的项目中去完成了。这是因为，本

    书的任务是通过叙述性研究识别假设和变量，随后才能通过定量研究测

    试这些假设和变量。我的样本只有寥寥7个国家，不足以得出具有统计学

    意义的结论。要把一些叙述性的定性概念，比如“成功解决危机”和“诚实

    的自我评估”变得“可操作化”，也就是把这些口头概念转化为可以通过数

    据进行衡量的指标，还需要下很大的功夫。所以，本书仅是一个叙述性的

    探讨，我希望它能够引发定量的试验。

    全世界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在这本书中仅仅讨论自己熟悉的7

    个国家。我曾不止一次探访这7个国家，在其中的6个国家长时间居住过，最早可追溯到70年前。我会讲或者曾经会讲其中6个国家的语言。我喜爱

    并欣赏所有这些国家，在过去两年内，我愉快地再次一一探访这些国家，并且认真考虑过移居到其中的两个国家。有了这些亲身经历，再加上我

    有老朋友生活在这些国家，我对这些国家的了解较为充分，这为我的写

    作打下了基础，也使我更能感同身受。我和朋友的经历加在一起，可以涵

    盖相当长的时间，足够使我们见证这些国家的主要变迁。在这7个国家当

    中，我在日本的亲身经历是相较有限的，因为我不会讲日语，我仅在21年

    前短暂地探访过这个国家。为了弥补这一点，我对日本的了解主要是基

    于我的日本姻亲、朋友和学生的生活经历。

    当然，我根据个人经历所选取的这7个国家并非对世界各国进行随机

    抽样的结果。其中有5个是富裕的工业化国家，1个是中等富裕国家，还有

    1个是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其中没有非洲国家，有2个欧洲国家、2个亚洲

    国家，还有3个国家分别来自北美洲、南美洲和大洋洲。至于我从这些非

    随机样本中得出的结论在别的国家是否适用，就需要其他人去研究了。

    我接受这些局限。我之所以选择这7个国家，是因为我或多或少有在这些

    国家生活的亲身经历，或是有朋友在这些国家，而且我熟悉其中6个国家

    的语言，探讨这些国家对我而言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全书所讲述的国家危机基本上都发生在我的有生之年，这让我能够

    从自己所处的当代视角出发来写作。唯一的例外是日本，我用了两章来

    讨论日本发生的变化，其中一章讨论的是如今的日本，另外一章讨论的

    是明治时代的日本(1868—1912年)。我写后一章，是因为明治时代的日

    本是自觉进行选择性变革的出色案例，而且这一时期尚属近代，明治时

    代的记忆和问题在当代日本仍然占据重要的位置。当然，国家危机和随之而来的变革在过去也频频发生，并且遗留下

    类似的问题。尽管我无法基于自身经历去叙述这些历史问题，但已有大

    量作品以它们为主题进行了论述。其中最常见的主题包括：4—5世纪时期

    西罗马帝国的衰落与瓦解、19世纪非洲祖鲁王国的崛起和败落、1789年

    法国大革命及之后法国的重建，还有1806年普鲁士在耶拿战役中的惨

    败，以及普鲁士随之而来的社会、政治及军事变革。在开始写这本书的几

    年后，我发现与我合作的美国出版社(利特尔布朗出版社)早在1973年

    就出版了一本相似主题的书——《危机、选择和改变》[5]!该书和本书的

    不同之处是，前者包括几个历史案例研究，还有其他一些基本层面的区

    别。(该书由多名作者合著，使用了“系统功能主义”的研究框架。)

    专业的历史学家在研究中强调档案研究，也就是对保存下来的第一

    手文字资料进行分析。每一本新的历史书都会挖掘那些未被使用或未被

    充分使用的档案资料，或者是重新解释那些已经被其他历史学家用过的

    档案资料，以此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不同于我罗列在最后的众多参考文

    献，档案研究不是我这本书的基础。实际上，我借助对个人危机的研究结

    果，加上明确的比较方法，再结合自己和朋友的生活经历，为本书创造了

    一个全新的框架。

    本书脉络

    这本书不同于评论时事的杂志文章合集，只在出版后的几周内有阅

    读价值，然后就会走向过时的命运。相反，这本书的定位是在数十年后仍

    能再版。我说这些，是希望你在发现整本书都没有谈到特朗普政府的任

    何具体政策、特朗普总统的领导力，或者是正在进行中的英国脱欧谈判

    时，不会感到惊讶。时事议题日新月异，我今天写下它们，到本书出版的

    时候也许早就过时了，几十年后更会变得不值一提。对特朗普总统及其

    政策还有英国脱欧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在别处找到大量的讨论。不过，我

    在第九章和第十章中会用相当的篇幅讲述美国在过去20年间存在的重大

    问题，这些问题在本届政府的管理下获得了更多关注度，并且很可能在

    至少未来10年内还会持续存在。

    现在，让我来介绍本书的脉络。在第一章里，我会先对个人危机进行

    论述，剩下的章节则全然致力于国家危机的讨论。通过亲身经历危机和

    目睹亲友经历的危机，我们可以看到，危机会导致各种各样的后果。其

    中，最好的情况是，人们成功找到全新的、更好的应对危机的方法，在经过危机的磨炼之后变得更强大。最坏的情况是，人们被危机打垮，不愿寻

    找新的应对危机的方法，或者采纳了更糟糕的新方法。有些人甚至以自

    杀来结束危机。心理治疗师从中提炼出许多影响个人危机能否被成功化

    解的因素，我在第一章中会讨论到其中的12个因素。我将以这些因素为

    参考，探索影响国家危机处理结果的因素。

    有的人可能会抱怨：“12个因素太多了，你为什么不把它们简化为几

    个因素呢？”我的回答是：如果你觉得人类的成果或者国家的历史可以被

    总结为几句简单的口号，那就太过荒谬了。要是你不幸找到一本宣称能

    够做到这一点的书，别读下去了，扔掉吧。反之，如果你不幸发现一本讲

    述影响危机应对结果的76个要素的书，那么也扔掉吧：理解生命中无限的

    复杂性，并从中找出重要项，从而建立一个有用的框架，这是作者的任

    务，不是读者的难题。对我来说，12个影响因素是对这两种极端情况的折

    中，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它们可以详尽地解释事实，同时也不会像洗衣清

    单那样事无巨细，毕竟洗衣清单是用来追踪衣物的，不适合用来理解世

    界。

    在导入性的第一章过后会有三组内容，每组包括两章，将讨论同一

    种类型的国家危机。第一组内容关注的是由外部冲击所引发的突发式危

    机(以芬兰和日本为例)。第二组内容关注的也是突发式危机，不过是由

    于国家内部冲击所引发的(以智利和印度尼西亚为例)。第三组内容讨论

    的是非突发性的渐进式危机(以德国和澳大利亚为例)，尤其受到二战带

    来的压力影响。

    芬兰的危机(见第二章)随着1939年11月30日苏联对该国的大举进攻

    而爆发。在接下来的冬季战争中，芬兰事实上被所有潜在的盟国抛弃，持

    续蒙受沉重的损失。但是，无论如何，芬兰在与人口是自己50倍之多的苏

    联的对峙中赢得了独立。20年前，我在芬兰待过一个夏天，当时我的房东

    中有参加过冬季战争的退役老兵，也有战后的孤儿寡母。这场战争的遗

    产是显而易见的选择性变革，芬兰因此变得马赛克化，这个国家成了对

    比鲜明的元素的结合体：它是一个富裕的小型民主政体，其外交政策却是

    尽可能获取贫穷、庞大的苏联的信任。有很多不了解背后历史原因的非

    芬兰人认为这种政策是可耻的，纷纷公开抨击这一政策，称其为“芬兰

    化”。我在芬兰度过的那个夏天，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我无知地向

    一位曾参加冬季战争的退役老兵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礼貌地向我解释

    了芬兰人在急需帮助的时刻被其他国家拒之门外的悲惨教训。

    另一场由外部冲击引发的危机发生于日本。1853年7月8日，一队美

    国战舰驶入东京湾入口，要求日本签署条约，承认美国船只及海员的权

    利，这件事打破了日本长期以来对外部世界实行的“锁国”政策(见第三章)。此次事件的最终结果是：日本过往的政府体系被推翻，日本自觉发

    动了一场大范围的激进变革，同时保留了日本传统特质。这些变革让今

    天的日本成为世界上独具特色的富裕的工业化国家。明治时代的日本从

    国家层面突出展现了许多影响个人危机的因素。通过对比明治时代日本

    的决策过程和取得的军事成就，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为什么这个国家在

    20世纪30年代做出了恰恰相反的政策决定，这些决定导致日本在二战中

    节节溃败。

    第四章的主角是智利，它是因国家内部政治妥协失败引发危机的两

    个国家之一。在长期的政治僵局后，皮诺切特将军在1973年9月11日以军

    事政变的方式推翻了智利民主政府及其民选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的统

    治，在此之后，皮诺切特独掌大权近17年。我在这场政变发生前几年曾在

    智利生活，但我当地的朋友当时无一预料到这场政变，更没有人预料到

    皮诺切特那史无前例的残酷统治。实际上，那时候他们还很自豪地向我

    解释智利不同于其他南美洲国家的悠久的民主传统。今时今日，智利再

    度成为南美大陆上独一无二的民主政体，但这个国家经历了选择性变

    革，阿连德的影响和皮诺切特的模式都是智利的一部分。对这本书的手

    稿做出评价的美国朋友都认为，讲智利的这章内容是全书最可怕的部

    分，皆因一个民主国家竟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全然转变为一个残酷的独

    裁国。

    同组的第五章讨论了印度尼西亚。1965年10月1日，印度尼西亚内部

    政治妥协的崩溃引发了一场政变，但其结局和智利的军事政变相反：反政

    变势力用“大屠杀”的方式解决了那些被认定支持了政变的群体。印度尼

    西亚和本书讨论的其他国家存在明显的不同：它是7国当中最贫穷、工业

    化程度最低，并且最不西方化的案例；它的国家认同构建时间是最短的，国民仅在过去的40年间才开始相互团结(在此期间，我曾在那里工作)。

    接下来的两章(第六章和第七章)探讨了德国和澳大利亚的危机，不

    同于上述那些平地惊雷似的突发式危机，这两国的危机都是渐进发生

    的。对于我这种将渐进式变化称为“危机”或“剧变”的做法，有的读者可能

    会有所质疑。不过，即使有人持有异议，我还是觉得把这种渐进式变化与

    突发式危机放在同一种框架内讨论为妙，因为两者都会引发选择性变

    革，而且其影响因素是相似的。除此以外，突发式危机和渐进式变化之间

    的界限其实并不分明：它们之间会互相转化。像智利军事政变这样的突发

    性转折，其背后有长达数十年紧张态势的积累，而且该国在政变发生之

    后又经历了数十年的渐进式变化。我把第六章和第七章讨论的危机称

    作“表面上”的渐进式转变，因为事实上，二战后德国所经历的危机始于

    一场突发式灾难：1945年5月8日，德国在二战中宣布投降。类似地，二战期间，在不到三个月内，澳大利亚经历三次军事惨败，为战后该国渐进式

    危机的发展拉开了序幕。

    这一组所讨论的第一个非突发式危机案例是二战后的德国(见第六

    章)，当时德国同时面临多种挑战：纳粹时期的遗留问题、有关社会等级

    结构的争论，还有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政治分裂带来的伤痕。在我的比

    较框架内，二战后德国的危机处理方式具有其独特性，这体现为代际间

    异常暴力的冲突、强有力的地缘政治约束以及与在战争时期被德国犯下

    的暴行伤害的国家之间达成和解的过程。

    我的另一个非突发式危机案例是澳大利亚(见第七章)，这个国家的

    人民在55年间对自身的国家认同进行了重塑，我正是在这个时段内探访

    了澳大利亚。1964年，我第一次去澳大利亚，当时它就像是英国在太平洋

    上的一个岗哨，只能期望从英国身上获得身份认同，并且实行限制或排

    斥非欧洲移民的“白澳政策”。但彼时的澳大利亚正面临一场身份危机，因为这种英伦白人的身份认同和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外交政策需求、防务战略、经济发展以及人口构成越来越格格不入。而今天，澳大利亚的

    贸易和政治政策都以亚洲为导向，城市街道上和大学校园里随处可见亚

    洲面孔，在关于撤销英国女王作为澳大利亚国家元首的公投中，投反对

    票的澳大利亚人仅仅获得微弱优势。不过，正如明治时代的日本和芬兰

    的例子，这些变化都是选择性的：如今，澳大利亚仍旧是一个议会民主制

    国家，它的官方语言还是英语，并且大多数澳大利亚人的祖先都来自英

    国。

    以上讨论的这些国家危机都被明确识别出，而且已经得到解决(或者

    至少解决方案已经在长期落实)，我们可以对其结果进行评估。本书最后

    4章论述了正在发生的和潜在的危机，这些危机的结果是未知的。我以日

    本的案例(见第八章)作为这一部分的开头，日本也是第三章的主题。如

    今的日本面临着数不清的根本性问题，其中一些问题已被日本国民和政

    府广泛意识到，但还有很多问题并未被他们认识到，甚至被大范围地否

    认。此刻，日本还没有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日本的未来走向真真切

    切地掌握在自己的国民手中。明治时代的日本鼓起勇气成功应对危机的

    记忆能否帮助现代的日本再次成就自己？

    随后的两章(第九章和第十章)关注的是我自己的国家——美国。我

    将指出在未来10年间有可能对美国的民主和实力造成破坏的4种渐进式

    危机，正如已经发生在智利的那样。当然，这并不是我的发现：美国人已

    对这4种危机展开了公开讨论。在今天，危机感正在美国社会中不断蔓

    延。在我看来，这些问题目前都没有朝着解决的方向走，反而越走越偏。

    不过，就像明治时代的日本，美国也有以往克服危机的经历，特别是那场漫长而撕裂的内战，以及突然从政治孤立状态中走出来参加二战的经

    历。这些经历能帮美国成功化解危机吗？

    最后一章的关注点转向全球(见第十一章)。诚然，我们可以就全球

    面临的问题列一张无限长的清单，但我在这里主要强调4个问题，它们已

    然存在了一段时间，而且如果继续存在，将会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内对全

    球人民的生活水平产生消极的影响。美国和日本这些国家都拥有国家认

    同、公民自治以及群体协作的悠久历史，而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则没有这

    样的历史。少了这样的历史印记作为引导，在首次面临可能对全球产生

    致命影响的问题时，我们能够成功解决吗？

    本书的后记部分以前文提及的12个影响因素来检验书中7个国家和

    全球的危机。我提出了一个疑问：是否只有危机才能激发国家做出重大变

    革？椰林俱乐部大火的冲击带来了短期心理疗法的变革，国家能不能在

    不经历这般灾难的情况下做出自我变革的决定呢？我还探讨了领导者在

    历史上能否产生决定性影响，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一些方向，还指出了

    人们通过审视历史能得到的不同的实际教训。如果人们，或者仅仅是那

    些领导者愿意反思过往的危机，那么了解过去将能帮助我们应对眼前和

    未来的危机。

    [1] 古罗马和古迦太基之间为争夺地中海沿岸霸权发生了三次战争，最终结果是迦太基被

    灭，古罗马取得了地中海西部的霸权。——译者注

    [2] 1英尺≈0.305米。——编者注

    [3] Barry Rolett and Jared Diamond. Environmental Predictors of Pre-European Deforestation on

    Pacific Islands. Nature 431: 443–446(2004).

    [4] Jared Diamond and James Robinson, eds. Natural Experiments of Histor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 2010).

    [5] Gabriel Almond, Scott Flanagan, and Robert Mundt, eds. Crisis, Choice,and Change:

    Historical Studie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Little, Brown,Boston,1973).01

    个人危机第一章

    个人危机

    一场个人危机

    21岁那年，我经历了个人职业生涯中最严重的一场危机。我在波士

    顿长大，是家中的长子。我的父母都受过高等教育，父亲是哈佛大学的教

    授，母亲是语言学家、钢琴家和教师，是他们的鼓励让我对求知充满热

    情。从一所很优秀的中学(罗克斯伯里拉丁学校)毕业后，我进入了一所

    很棒的大学(哈佛大学)。我在学校里如鱼得水，每门课都成绩优异，本科

    期间就已完成了两项实验研究项目并发表了相关成果，以班级第一的成

    绩拿到学位。受到投身于医学的父亲影响，再加上愉快顺利的本科阶段

    研究经历，我决定攻读生理学实验科学方向的博士。1958年9月，我进入

    当时生理学专业排名数一数二的英国剑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到剑桥大

    学读书对我来说还有其他的吸引力，包括第一次远离家乡，可以去欧洲

    旅行，还有说外语的机会，那个时候我已从书上习得6门外语。

    很快我就发现，比起罗克斯伯里拉丁学校和哈佛大学的课程，甚至

    是我在本科时期的研究经历，英国的研究生学业要难得多。我在剑桥大

    学的博士生导师是一位出色的生理学家，他正准备研究电鳗中电流的产

    生，我们共用实验室及办公室。导师让我测量带电粒子(钠离子和钾离

    子)在电鳗的发电细胞膜之间的跨膜移动，我需要先设计实验所需的设

    备。可我向来笨手笨脚，就连制作简易无线电这种高中生的作业，我都无

    法独立完成。我根本不知道如何设计一个研究电鳗细胞膜的容器，更不

    用说还包括电力这么复杂的东西了。

    为了使我能到剑桥大学读书，我在哈佛大学的研究顾问在我的推荐

    信中给予我极高的评价。但此刻，我和导师都意识到，我要让他失望了。

    我在研究上帮不上导师的忙，他把我转到了一个独立的实验室，让我自

    己想一个研究项目。

    我努力寻找一个适合自己这种技术菜鸟的项目，最终锁定了胆囊对

    钠和水的输送作用的研究。胆囊是一种简单的囊状器官。这一项目对技术的要求很初级：我只要每隔10分钟把充满液体的鱼胆囊悬挂在一个精

    确的天平上，称量胆囊中水的重量就可以了。我肯定能做到的!胆囊本

    身意义不大，但它是上皮组织的一部分，这种组织还包括更为重要的器

    官，例如肾脏和肠道。到1959年，研究表明，包括胆囊在内，传送离子和

    水的所有已知的上皮组织都会在传送带电离子的过程中产生电压。但

    是，无论我怎么试着去测量胆囊中的电压，得到的读数都是0。那个时候，毫无疑问的是，要么是我连探测胆囊电压(如果有的话)所需的最基本的

    技术都不具备，要么是我在实验过程中不知不觉地破坏了上皮组织，使

    其无法正常发挥作用。无论是哪种原因，我再次尝到了作为一个失败的

    实验生理学研究者的苦涩滋味。

    1959年6月，参加了剑桥大学举办的第一届国际生物物理学会会议

    后，我的失落感更强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名科学家汇聚一堂，展示自

    己的研究成果，可我没有什么可以展示的，我感到很羞耻。我曾经是班里

    的佼佼者，现在却是个无名小卒。

    我开始对自己所追求的科研生涯产生哲学层面上的怀疑。我反复阅

    读梭罗那本著名的《瓦尔登湖》。这本书似乎向我传达了一种信号：我对科

    学的追寻只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为了得到其他科学家的认

    可。(没错，对大部分科学家来说，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动机!)我因此产

    生了动摇。梭罗的观点很有说服力，他认为这样的动机尽是虚空。《瓦尔

    登湖》传达的主旨是：我应当找到自己这一生中真切的追求，而不应为虚

    名所累。这加深了我对自己是否要在剑桥大学继续从事科研的疑虑。不

    过，离做决定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暑假过后，我的研究生第二学年就要开

    始了，如果选择继续科研道路，我就得重新注册。

    6月末，我去芬兰度假。这一个月的经历既精彩又深刻，我在下一章

    会详细讲述。第一次到芬兰，我没有借助书本，仅仅通过倾听周围的人说

    话并与他们交流，就学会了高深又美丽的芬兰语。我喜欢这门语言。学芬

    兰语对我来说有多满足，多有成就感，做生理学研究对我来说就有多挫

    败。

    在芬兰的最后几天，我正式考虑放弃我的科研生涯，确切地说是彻

    底放弃学术之路。我对语言的热爱和在语言学习方面的天赋使我想去瑞

    士，在联合国当一名同声传译译员。这意味着我要彻底与科研生涯、创新

    性思维告别，要与我曾幻想过的、如同父亲那般的学术声誉告别。做译员

    的收入不高，但至少我会在做一件自己喜欢并擅长的事情——当时我就

    是这么想的。

    这场个人危机在我从芬兰返程时达到高潮，那时我和父母(我们已有一年未见)相约在巴黎共度一周，我向他们坦白了自己在科研道路上的困

    惑和哲学疑虑，还有想成为一名译员的想法。我想，目睹我的迷茫和惨

    况，他们一定很痛苦。幸运的是，他们用心聆听了我的困惑和疑虑，但并

    没有贸然替我决定接下来该如何做。

    我的这场危机在一个早上得到了解决。当时，我和父母坐在巴黎公

    园的一张长椅上，再一次直面我应该放弃还是坚持从事科研的问题。最

    终，父亲没有对我施压，而是温和地给了我一个建议。他认为，我确实对

    自己的科研生涯产生了困惑，但这不过是我研究生学习的第一年，我对

    胆囊的研究也才进行了几个月，现在就放弃计划好的毕生事业未免有些

    为时过早，不如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回到剑桥大学，再花半年时间去尝试

    解决胆囊研究的问题。如果还是不成功，我可以在1960年春放弃科研这

    条路。此刻，我无须做出一个无法回头的重大选择。

    父亲的建议对我来说，仿佛绝渡逢舟。我有了一个不错的理由来推

    迟做出这个重大的决定(再试半年)，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推迟做决

    定不会把我禁锢在科研道路上，半年后我依然能选择做一名同声传译译

    员。

    尘埃落定。回到剑桥大学后，我开始了第二学年的学习，继续做我的

    胆囊研究。我终生感激生理学系的两位年轻的教职人员，在他们的帮助

    下，我解决了实验中的技术问题。其中一位确认了我测量胆囊电压的方

    法毫无缺陷。在适当条件下，胆囊的确会产生可以测量的电压，也就是所

    谓的“扩散电位”和“流动电位”。但是，由于胆囊在传送水和离子时正负离

    子相当(这在当时已知的上皮组织传送过程中是独一无二的)，造成净电

    荷为0，因此未能产生传送电压。

    我的研究结果逐渐引起其他生理学家的兴趣，也让我感到兴奋。随

    着胆囊实验的成功，关于想要得到其他科学家认可的哲学疑虑也烟消云

    散。我在剑桥大学待了4年，完成了博士学位。之后我回到美国，在生理学

    领域获得了很好的教职(开始是在哈佛大学，后来去了加利福尼亚大学洛

    杉矶分校)，一边做研究，一边教书，成为非常成功的生理学家。

    以上便是我的首次重大职业生涯危机，这是个人危机当中常见的一

    种类型。当然，这不是我人生中的最后一次危机。后来，我大约在1980年

    和2000年分别经历了两次相对缓和的职业生涯危机，这两次危机涉及我

    研究方向的转变。随后，我又经历了一场严重的个人危机——在第一段

    婚姻持续7年半之后离婚。我所经历的第一次职业生涯危机从细节上看是

    独一无二的：我怀疑，在人类历史上，大概没有其他人会经历这样一场在

    胆囊生理学研究和同声传译之间做抉择的危机。不过，我们也会看到，我在1959年所遇到的问题总体而言就是一场典型的个人危机。

    有迹可循

    本书所有的读者几乎都曾经历或是将会经历与我在1959年相似的个

    人危机。当身处其中时，你没法停下来思考“危机”的学术定义，但你明确

    地知道自己身处危机当中。当危机过去，你终于有时间回顾时，你可能会

    把它定义为这样一种情况：你发现以平日应对问题的方法难以克服此时

    面临的重大挑战，因而你试图找到新的应对方法。像我一样，你会对自己

    的身份、价值观和世界观产生怀疑。

    毋庸置疑，个人危机产生的形式、缘由以及发展轨迹是多种多样的。

    有些个人危机始于一个出其不意的冲击，比如深爱的人突然离世，在未

    被提前告知的情况下突然被解雇，遭遇严重的事故或自然灾害。这些冲

    击带来的损失之所以会引发危机，不仅仅是因为损失本身的实际影响(例

    如失去配偶)，还因为它所带来的情感上的痛苦，以及导致的人们对公正

    世界的信仰遭受打击。对椰林俱乐部大火中遇难者的亲属和好友来说，正是如此。还有一些个人危机是因为问题逐渐累积，直至最终爆发，比如

    一段婚姻关系瓦解，自身或亲友患上严重的慢性病，还有那些与金钱或

    职业相关的问题。当然，还有一些是发展式危机，它们通常会出现在人生

    命中主要的过渡时段，比如青春期、中年、退休以及晚年。举个例子，身

    陷中年危机的人会觉得人生的黄金时期已然过去，只能试图从余生中寻

    找满足感。

    上述是个人危机的不同形式。引发个人危机的最常见的原因是人际

    关系出现问题，例如离婚，亲密关系分崩离析，与伴侣之间因为存在很深

    的矛盾而开始思考是否应该维持这段关系。婚姻关系的破裂往往让人扪

    心自问：我做错了什么？他她为什么会离开我？我怎么就做了这么糟糕

    的选择？下一次我应该在哪些方面做出改变？我还会有下一次吗？如果

    我和最亲密的人或自己所选择的人之间关系都处理不好，我还有什么事

    情能做好？

    除人际关系问题之外，另外一种常见的引发个人危机的原因是珍爱

    之人生病、去世，或个人健康、职业、财务安全状况的变动。还有一些个

    人危机与宗教有关：一生虔诚的信徒可能会对自己的信仰产生怀疑，相反

    地，无神论者可能会发现自己被某种宗教吸引。然而，这种种不同的危机有一个共同之处：不管引发危机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当前应对生活的方法

    已经不管用了，必须找到新的方法。

    和许多人一样，我对个人危机的研究兴趣最初来自发生在我和我的

    亲友身上的危机。就我个人而言，我的妻子玛丽的职业进一步加深了我

    的这一兴趣。她是一名临床心理咨询师。我们结婚的头一年，玛丽在一家

    社区心理健康中心实习，这里有一个为陷入危机的当事人提供短期心理

    治疗的诊所。当面临无法自行解决的巨大挑战时，因不堪重负而身陷危

    机状态的当事人会登门拜访，或打电话给诊所寻求帮助。每当诊所的门

    被打开，新的当事人走进来，或者是前台的电话响起，当事人开始说话的

    时候，心理治疗师并不能预先得知这个人所面临的具体的问题。但他们

    知道，如同之前接待的其他当事人，这名当事人也正处于一种严峻的个

    人危机状态，原因是他意识到自己既有的应对生活的方法不再有效。

    心理健康中心提供的危机治疗疗程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结果。最不幸

    的情况是，一些当事人自杀或自杀未遂。还有一些当事人因找不到适合

    自己的新的应对方法而重蹈覆辙，最终可能会被自己的悲痛、愤怒或挫

    败击垮。最好的情况是，当事人找到了全新的、更好的应对方法，在经历

    危机的洗礼之后变得更为强大。中文中的“危机”一词恰如其分地反映了

    这一结果。“危机”一词中，“危”的意思是“危险”，“机”的意思是“至关重要

    的时刻”“关键点”“机会”。德国哲学家尼采的名言当中有类似的表达：“凡

    杀不死我的必会使我更强大。”无独有偶，丘吉尔也说过：“永远不要浪费

    一次好的危机!”

    那些旨在帮助人们度过严峻的个人危机的治疗师观察到一个较为普

    遍的现象：危机发生后的6周时间是关键过渡期。在这个短暂的过渡期

    内，我们会反思自己的信仰，比起此前漫长的相对稳定阶段，我们更能接

    受个人变化。尽管我们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期处于悲伤、痛苦、失业或者

    愤怒的状态，但我们必须要在这6周内找到一些应对危机的方法。在这6

    周内，我们要么开始探索一条新的应对路径(这条路径最后可能会成功，也可能会失败)，要么死守早已不通的旧路。

    当然，这些对个人危机的观察结果不代表我们的生活遵循一种过度

    简化的模型：(1)受到冲击，开始6周倒计时；(2)承认既有应对方法的失

    败；(3)探索新的应对方法；(4)6周时间一到，要么放弃失败的尝试，重回

    旧路，要么成功解除危机，从此过上幸福快乐的人生。现实不是这样的，生活中的许多转变是渐次展开的，而非速战速决。许多迫在眉睫或日趋

    严重的问题在变成危机压垮我们之前就被成功地识别并解决掉了。甚至

    有些突发式危机会有漫长的恢复期。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年危机，尽管

    身陷中年危机的人起初对生活的不满是突发式的，并且会很急切地寻求解决方案，但实际上要解决这样的危机得花上许多年。况且，危机的解除

    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例如，因不想离婚而努力解决分歧的夫妻可能在未

    来再次面临相同或相近的问题。有的人可能在解除了一种危机后，又遇

    到了新的问题、新的危机，我就是这样。不过，这些事情都改变不了一个

    事实：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应对危机的进程确实正如我在上文中所描述的

    那样。

    应对个人危机

    治疗师是如何帮助身陷危机的人的呢？传统的长期心理治疗法通常

    通过了解当事人儿童时期的经历找寻问题根源，但这不适用于危机治

    疗，因为这太慢了。危机治疗主要关注当下的危机本身。椰林俱乐部大火

    后，精神科医师埃里克·林德曼率先使用了这种治疗手段。当时，波士顿

    各大医院的医疗人员要打一场医学上的硬仗——拯救被严重烧伤，甚至

    命悬一线的患者。同时，他们要应对心理学领域的挑战：安抚众多遇难者

    的亲友和幸存者，此时这些人正在被悲痛或愧疚吞噬。这些濒临崩溃的

    人问自己：为什么上天会允许这场灾祸发生，为什么至亲至爱的人被烧

    死、踩死或者窒息而亡，自己却苟延残喘。有一名在大火中失去了新婚妻

    子的丈夫，因为自己把妻子带去椰林俱乐部而自责，在内疚中跳窗殉情

    了。当外科医生竭尽全力去挽救在火灾中受伤的病患时，心理治疗师能

    为在这场大火中遭受心灵创伤的人做些什么呢？这正是椰林俱乐部大火

    给心理治疗领域带来的一场危机，也正是这场大火催生了危机治疗法。

    面对如此多的心理受创者，林德曼医生创建了一种如今被称为“危机

    治疗”的方法，这种治疗方法很快从椰林俱乐部的灾难被沿用至其他类型

    的危机处理当中。自1942年起的数十年间，心理治疗师不断地摸索、研究

    危机治疗的方法，危机治疗已成为许多心理诊所提供的治疗项目和培训

    课程，我的妻子玛丽实习的诊所也在其中。危机治疗最基本的特点是，它

    是一种短期的治疗，以每周一次的频率持续大约6周，正好涵盖了一场危

    机通常最为严重的阶段。

    通常，当一个人刚陷入危机时，他会觉得自己的生活中什么都不对

    劲，这种感觉会把人击溃。一直陷在这种无力的状态中，人当然没办法通

    过行动来改变困境。因此，在首次治疗中，治疗师最迫切的目标，就是使

    当事人通过“划清界限”克服这种无力的状态，这也是一个人在意识到自

    己身陷危机后，自行应对危机或在朋友的帮助下应对危机的第一步。“划清界限”的意思是，辨别出一场危机当中那些确实已经出现问题的方面。

    这样，你就可以说：“这些是我目前生活中所存在的问题，不过，除此之外

    的部分都是正常的。”身处危机的人在走出这一步之后常常会松一口气。

    这时，治疗师就可以和他的当事人就这些特定问题探讨应对之策了。相

    比最初不切实际地想要全然改变，并因此陷入无力的状态，此时当事人

    开始进入选择性改变的过程，这才是可行的。

    在第一次治疗时，除了找到问题、划清界限，治疗师还关注的一个问

    题是：“为什么是现在？”具体而言就是：“为什么你选择现在来到危机治

    疗中心寻求帮助？为什么你会有危机感？为什么你早前一些时候没有这

    种感觉，而现在有了呢？”在那些由单个的、意料之外的冲击引发的危机

    案例中，这个问题的答案不言自明，显然冲击就是答案本身。但在那些爆

    发之前经历了缓慢的累积过程的危机案例中，或者是与漫长的人生阶段

    (如青少年或中年时期)有关的发展式危机中，答案并没有那么明了。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一个来危机治疗中心的女人说她的丈夫有了外

    遇。但实际上，她不是第一天知道这件事。那么，她为什么一年前不来，一个月前不来，偏偏决定今天来求助呢？促成她这个举动的也许是简单

    的一句话，也许是某个细节触碰了她的忍耐极限，也许是一件看上去微

    不足道的事勾起了她很重要的回忆。通常情况下，寻求帮助的当事人甚

    至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为什么是现在”。但是，当答案浮出水面时，对于当

    事人或者治疗师，又或者是同时对于二者来说，这场危机会变得更易理

    解。在我的那场持续了一年半的职业生涯危机当中，1959年8月的第一周

    之所以会成为那个“现在”时刻，就是因为我要与父母见面，我必须告诉

    他们我是否要在接下来的一周回到剑桥大学的生理学实验室进行第二年

    的研究。

    当然，短期危机治疗并非处理个人危机的唯一方法。我在这里讨论

    它，不是因为这个持续6个疗程的短期危机治疗与国家危机的处理有什么

    相似之处。后者可不是靠短期内的6场全国性讨论就可以完成的。我之所

    以关注短期危机治疗，是因为从事该行业的治疗师积累了大量的临床实

    践经验，并且共享观察所得，他们花大量的时间就影响个人危机结果的

    因素进行同业间的研讨，并发表文章与专著。玛丽在危机治疗中心实习

    的那年，我几乎每周都从她那里了解到许多关于这方面的讨论。我发现，了解这些讨论对找出影响国家危机结果的因素很有帮助。

    影响危机结果的因素危机治疗师至少发现了12个影响个人能否成功应对危机的因素(见

    表1.1)。让我们一一查看这些因素，前面的三四个因素是在治疗之前或治

    疗开始的时候就不可避免会碰到的。

    表1.1影响个人危机结果的因素

    1.直面身处危机的现实。这是开展危机治疗的前提。如果缺乏对

    危机的认识，人们压根儿就不会出现在危机治疗中心，也不会想着自己

    着手解决所面临的危机。只有在人们承认“我的确身处危机”(这也许要花

    上很长的时间)之后，对危机的解决才有可能取得进展。我在1959年遇到

    的职业生涯危机便源于，在连续多年学业有成后，我体会到自己作为实验科学研究者的挫败感。

    2.愿意承担责任。然而，仅仅承认自己身处危机是不够的。承认自

    己身处危机后，人们的下一句往往就是：“但我之所以会身处危机都怪别

    人，是其他人或外在因素导致我的生活如此悲惨。”这样的自我怜悯，以

    及受害者心态，是人们逃避个人危机时最常用的借口。因此，在承认自己

    身处危机之后，人们解决危机的第二道障碍，便是主动承担解决危机的

    责任。“没错，确实存在外在因素和其他人的影响，但他们都不是我。我无

    法改变其他人，我能全然控制的只有我自己的行为。如果我希望那些外

    在因素和其他人发生改变，我就得承担责任，有所作为，先改变我自己的

    所作所为。如果我都不采取行动的话，别人更不会主动地去改变什么。”

    3.划清界限。当一个人认识到自己身处危机，愿意承担解决危机的

    责任，并出现在危机治疗中心时，那么，他第一次治疗的重点就是“划清

    界限”，也就是发现并界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果身处危机的人不能够做

    到这一点，他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束手无策。所以，一个关键的问题是：

    身处危机者要审视自我，哪些方面正常运作，不需要改变，哪些方面应当

    抛弃或改变。我们之后将会看到，选择性地做出改变也是身处危机的国

    家进行重新评估的关键。

    4.向外界寻求物质及情感支持。我们当中大多数成功度过危机

    的人都会意识到物质支持和情感支持的珍贵，这些支持来自我们的朋

    友，以及一些互助群体，比如癌症病人互助会、戒酒互助会和戒毒互助

    会。常见的物质支持包括：为那些刚刚走出婚姻、从家里搬出来的人提供

    暂时的容身之所；为那些身处危机、暂时陷入无力状态的人提供细思明辨

    的建议；在获取信息、寻找新工作或新伴侣，以及重新安排托儿事项等方

    面提供实际帮助。情感支持则包括：做一名好的聆听者，帮助身处危机的

    人从千头万绪中理清问题，帮助其重拾暂时失去的希望和自信心。

    对于前往危机治疗中心的当事人来说，向外界寻求支持是解决危机

    的过程中无法避免的首要问题之一：正是因为意识到自己需要帮助，当事

    人才会来到治疗中心。对于那些陷入危机但并未选择走进危机治疗中心

    的人来说，他们的求助也许来得更早，也许来得更迟，也许根本不会发

    生：有些人试图靠一己之力解决危机，不找援手，尽管这对他们来说会非

    常困难。我来举一个未走进危机治疗中心，而是寻求其他形式的帮助的

    例子。当我的第一任妻子告诉我她想要和我离婚的时候，我震惊不已，在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给最好的4个朋友打了电话，向他们全盘倾诉。他们

    都理解我的情况，并且感同身受，因为其中3个朋友离过婚，剩下的1个则

    克服了重重困难才保住自己的婚姻。尽管向朋友寻求帮助的举动最终没能让我挽回这段婚姻，但这确实成为我重新检视两性关系的漫长过程的

    第一步，并且让我最终获得了幸福的第二段婚姻。和好朋友的交谈让我

    觉得，不是只有我会遭遇婚姻的失败，并且，就像他们一样，我也有再次

    获得幸福的可能。

    5.借鉴他人应对危机的方法。除了向他人寻求援手之外，我们

    还可以借鉴他人在应对危机时采用的方法。我们当中大多数经历过危机

    的人都会发现，如果我们认识经历过相似危机的人，并且可以借鉴他们

    成功处理危机的方法，那对我们而言将是一个很大的优势。这些可借鉴

    的人最好是我们的朋友或者其他我们能够与之交流的人，这样我们就能

    从他们身上直接学到处理相似危机的办法。但这些人也可能是我们不认

    识的，我们只能从书中或从别人口中得知他们的人生轨迹和应对危机的

    方法。比如，很少有读者有机会认识尼尔森·曼德拉、埃莉诺·罗斯福或者

    温斯顿·丘吉尔本人，但他们的传记或自传依然能起到鼓舞人心、启发灵

    感的作用，很多人把他们看作解决个人危机的榜样。

    6.自我力量。有一个对解决危机很重要且因人而异的要素，被心理

    学家称为“自我力量”。自我力量包含自信，却又比自信的范围要广得多。

    自我力量意味着人作为一个独立、自信的个体，无须寻求他人的认可，也

    不依赖他人而存活，拥有对自我和对目标的认知，并且接受真实的自己。

    自我力量包括能够面对强烈的情感，在压力下保持镇定，自由表达自己

    的观点，准确认识现实，以及做出稳妥决定的能力。这些互相关联的品质

    对于人们探索新的解决方法，克服通常在危机中产生的无力感和恐惧是

    至关重要的。自我力量从人的童年时期开始产生，尤其受到父母的影响。

    对孩子本身的接受度高，不把自己的愿望强加在孩子的身上，不强求孩

    子早熟，也不要求他们一直扮演自己怀中的稚儿，帮助孩子学会如何应

    对挫折，对待孩子并非有求必应，但也不是所有的要求都不满足，这样的

    父母会使孩子具有更高的自我强度，从而使其更好地应对危机。

    7.诚实的自我评估。这一项因素同自我力量相关，但二者存在差

    别。对身处危机的人而言，进行诚实的自我评估(尽管这一过程难免会伴

    随着痛苦)，弄清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区分应该继续保持的方面和应该做

    出改变的方面，是做出妥善抉择的基础。只有做出诚实的自我评估，人们

    才可以选择性地做出改变，发扬长处，改进短处。也许你会觉得，在解决

    危机的过程中，诚实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无须专门强调。但实际上，人们

    总会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欺骗自己。

    在1959年的那场职业生涯危机中，未能做出诚实的自我评估的确是

    我纠结的一个关键因素。一方面，我高估了自己；另一方面，我也低估了自己。这里的高估指的是，我对语言的热爱让我自以为是地认为，我具备

    成为一名同声传译译员的必备能力。但后来我逐渐意识到，单凭对语言

    的热爱并不足以使我成为一名成功的译员。我在美国长大，学习第一门

    外语的时候已经11岁了。直到23岁时，我才在非英语国家居住过，才能以

    一口流利的外语(德语)进行交流。由于上学后我开始学外语的时间较

    晚，直到今天，我在讲外语(即使是掌握得最好的一门外语)时，美国口音

    都非常明显。在快要80岁的时候，我方能做到在除英语之外的两种语言

    之间切换自如。但是，做同声传译的话，我就要和在瑞士的同行竞争，他

    们早在8岁的时候就能够做到在几门语言之间随意切换，且语速流畅，发

    音优美。我不得不承认：我要是认为自己能跟在瑞士的那些会说多种语言

    的译员一决高下，那就真是自欺欺人了。

    我在1959年面对的另一个自我评估的难题，是低估了自己在科研方

    面的能力。我太草率了，只因自己未能成功解决一个技术上有挑战性的

    问题，即测量电鳗细胞膜之间的离子流，就认为自己在科研上能力不足。

    其实，我还能够通过给胆囊称重完美地测量胆囊中水的传送。直到今天，60年过去了，我依然只会使用最简单的技术做科研。我学会了识别那些

    以简单的技术即可击破的重要科学问题。我还是不会用我家里那个有47

    个按键的遥控器打开电视；我最近开始用苹果手机，但只会用那些最简单

    的功能；任何需要用到电脑的问题，我都全然依仗我的妻子和秘书。每当

    我想开展一项需要复杂技术的研究项目，例如上皮细胞电流扩散的电缆

    分析、细胞膜离子通道的噪声分析、成对鸟种的地理分布的数据分析，我

    都很幸运地找到了精通这些复杂的分析技术的同事，他们也很乐意与我

    合作。

    所以说，我最终学会了如何诚实地对自己进行评估，知道了哪些事

    情是自己力所能及的，哪些是自己不擅长的。

    8.应对过往个人危机的经验。如果你以前曾成功地应对过几次

    不同类型的危机，那么你对解决新的危机会更有把握。相反地，如果你过

    去应对危机时没有成功，那种无助感会一直萦绕左右，暗示你这次无论

    如何都不会成功度过危机。过往经历的重要性解释了为什么相比年纪大

    一些的人，青少年和年轻人在面对危机的时候遭受的创伤通常会更严

    重。尽管亲密关系的破裂对每个年龄段的人来说都很令人痛心，但人们

    第一次经历这种事情时的确受到的打击更大。之后，当你再经历同样的

    事情时，无论有多痛苦，你都记得自己曾经历过类似的问题，并且最终走

    出了这种痛苦。我在1959年遭遇的危机在当时之所以对我的打击如此

    大，正是因为它是我人生中首次直面如此严峻的危机。相比之下，后来我

    在1980年和2000年经历的职业生涯危机就不那么令人痛苦了。最终，在大约1980年，我的研究方向还是从细胞膜生理学转向了进化生理学。

    2000年之后，我的研究方向又从生理学转向了地理学。不过，这些抉择事

    实上并不痛苦，因为我从自己以往的经历中领悟到的是，一切都有可能

    变得顺利。

    9.耐心。我们要考虑的另一个因素是承受起初尝试改变时的不确定

    性、模糊性，或者是失败的能力，简单来说就是耐心。面临危机时，人们

    很少一开始就能找到恰当的应对办法。相反，人们也许要尝试好多种不

    同的方法，检验这些方法是否能够解决危机，是否适合自己，直到最终找

    到最适用的解决方法。不能承受不确定性和失败的人，还有那些早早放

    弃寻找新的解决方法的人，没那么容易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全新的应

    对危机的方法。这就是为什么我父亲在巴黎公园的长椅上给我的建议

    ——“要不你在生理学研究院再坚持半年试试？”——对我来说，就如同

    绝渡逢舟。父亲让我明白耐心的重要性，我没能自己想明白这一点。

    10.灵活的个性。通过选择性做出改变来克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理

    是，灵活的个性远比僵化刻板的个性要占优势。“僵化刻板”意味着故步

    自封的单一思维，认为凡事只有一种解决方法。这样的想法对探索其他

    的方法和破旧迎新来说无疑是一块拦路石。僵化刻板的个性可能源于个

    体以往受虐或受创的经历，又或者是成长过程中不被允许大胆试验，家

    规太严。灵活的个性可能源于个体在成长过程中拥有自己做决定的自

    由。

    我比较晚才学会灵活应变。那是在我26岁的时候，因为要观察热带

    雨林的鸟类，我几次前往新几内亚岛。在新几内亚岛，无论多么详尽的计

    划都赶不上变化。飞机故障、船只失事和道路交通事故跟吃饭、睡觉一样

    常见；当地民众和政府官员的行事方式与我想象中的大相径庭，而且很难

    合作；桥梁和轨道无法通行；山峰的位置和地图上标记的并不吻合；其他

    意想不到的事更是数不胜数。我几乎在每次前往新几内亚岛之前都会制

    订一个计划，然而，等到达新几内亚岛后，我就发现这个计划根本完成不

    了，于是我只好随机应变，临时制订一个新的计划。当我和玛丽终于有了

    自己的孩子时，我发现，在新几内亚岛观鸟的经历使我做好了成为一名

    新手爸爸的准备，因为同样地，孩子也是说变就变，不听从指挥，为人父

    母确实需要练就灵活应变的本事。

    11.核心价值观。我要提到的倒数第二个因素也与自我力量有联

    系，它就是核心价值观，是一个人心中所持的对自己的身份认同至关重

    要的那些信仰，这些信仰是人们的道德准则和人生观，诸如宗教信仰和

    家庭责任感形成的基石。在身处危机时，你必须清楚进行选择性改变的界限：哪些核心价值观是你拒绝改变的，毫无商量的余地？换句话说，在

    哪些方面你会告诉自己，“我宁愿死也不愿改变它”？比如，许多人认为

    对家庭负责、信仰宗教和诚实是不可动摇的核心价值观。我们倾向于欣

    赏那些在危机面前不背弃家人，不说谎，不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和不偷

    盗的人。

    但危机会衍生出一些灰色地带，在这些地带，曾经被看作不可动摇

    的信念和价值观也许会被重新衡量。我来举一个常见的例子，当丈夫或

    妻子申请离婚时，他她就违背了对另一半的承诺。二战时，纳粹集中营

    里的囚犯不得不背弃“不可偷盗”的道德戒律，因为食物的配给严重不

    足，要是不偷食物，他们就没法活下去。许多纳粹集中营中的幸存者放弃

    了自己的信仰，因为他们发现，对上帝的信仰和集中营这种人间地狱是

    无法共存的。例如，伟大的犹太裔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莱维在活着走出奥

    斯威辛集中营之后，说了这样的话：“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经历的劫难将我

    以往所受的宗教教育一扫而尽。有奥斯威辛集中营，就没有上帝。于我这

    仍是无法妥协的困境。”

    正因为这样，核心价值观也许能让解决危机的过程变得更容易，也

    可能会使其变得更艰辛。一方面，一个人的核心价值观能使他非常明确，这是力量和确定性的根源，在此基础上他可以深入思考自己身上有什么

    要改变。另一方面，当一个人的核心价值观在变化的环境中暴露出缺陷

    时，若他还要对其紧抓不放，就很可能会阻碍危机的解决。

    12.不受约束。最后一个因素是选择的自由，这种自由意味着不受

    现实问题和责任的约束。假如你身上背负着照顾他人(比如孩子)的沉重

    担子，或者不得不应付一份强度极大的工作，又或者你的身体长时间暴

    露在危险中，那么尝试新的解决危机的方法对你来说难度就更大。当然，我不是说这些负担会使你无法走出危机，但它们确实会带来额外的挑

    战。在1959年，我很幸运，尽管在决定是否要继续走科研道路的问题上我

    确实经受了一些煎熬，但我无须与任何现实的制约因素角力。我获得了

    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奖学金，这份奖学金能解决我接下来几年的学费和生

    活支出。剑桥大学生理学系没有威胁要开除我，甚至没有要求我通过任

    何考试。除了我自己之外，没有任何人向我施压。

    国家危机以上便是治疗师所说的，或者以书面形式呈现的影响个人危机结果

    的因素。当我们试图理解国家危机的结果时，表1.1中列出的因素能为我

    们提供什么帮助呢？

    一方面，毫无疑问，我们不可以简单地将国家视作个人的集合。我们

    将看到，国家危机会引发无数的难题——关于领导者、集体决策、国家制

    度以及其他的问题，这些都是个人危机中不会出现的。

    另一方面，我们也很清楚，个人应对危机机制的形成离不开所处的

    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也离不开个人生长和生活所处的更小群体的文化。

    我们的文化背景对个人的特质，比如行为、目标、对现实的感知以及处理

    问题的方式有着巨大的影响。所以，我觉得，个人应对危机的方式和国家

    (由许多个人构成)应对危机的方式之间应该存在某些关系。这些关系包

    括：(个人和国家均应)主动承担行动责任，而不是把自己看作无助的受害

    者，向外界寻求帮助，借鉴他人或他国的经验。尽管这些规律显而易见，但个人和国家通常会忽略或否认它们的重要性。

    要考虑在具体场景中国家应对危机的方法与个人应对危机的方法之

    间是否相似，我们可以做一个思想实验。如果从世界各地随机挑选一些

    人来做比较，我们通常会发现，他们会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质，导致他们

    特质不同的原因大致可分为个人、文化、地域和基因4个方面。例如，我们

    来比较以下5名男士在一月份的一个下午上半身的穿着：1名来自北极圈

    以北的传统因纽特人、2名洛杉矶(我所在的城市)街头的普通美国人、1

    名在纽约办公室里的美国银行行长，还有1名生活在新几内亚岛低地的热

    带雨林中的传统新几内亚岛居民。由于地理环境的影响，那名因纽特人

    会穿着一件保暖的带帽皮制派克大衣，3名美国人会穿着衬衫而不会穿派

    克大衣，而新几内亚岛上的那名男士则不会穿上衣。受文化因素的影响，那名银行行长很可能系着领带，但在洛杉矶街头的男士就不太可能系领

    带了。考虑到个人原因，这2名随机挑选的洛杉矶街头的男士可能会穿着

    不同颜色的衬衫。如果我们考虑的问题不是他们上身的穿着，而是他们

    头发的颜色，则基因也会被纳入考量。

    现在，我们来比较这5名男士在核心价值观上的差异。虽然这3名美

    国人之间可能存在个人差异，但总体来说，他们之间共享核心价值观的

    可能性要比他们和因纽特人或新几内亚岛人共享核心价值观的可能性大

    得多。这样的价值观共享仅仅是同一社会成员之间拥有大致相同的文化

    特征的一个表现，人们是在成长过程中逐渐习得这种文化特征的。但地

    理差异性只能部分解释(甚至无法解释)不同社会的成员之间存在的特质

    差异。如果洛杉矶街头的2名男士中正好有一位是美国总统，那些他从文

    化中习得的核心价值观(比如有关个人权利和义务的价值观)，将会对美国的国家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做这种思想实验的意义是，我认为个人特质和国家特质之间确实存

    在某种关联，因为一国的文化为该国民众所共享，而且一国的决策最终

    取决于该国民众的观点，尤其取决于其领导者的观点，而其领导者也深

    受该国文化影响。在本书所讨论的国家案例之中，智利、印度尼西亚和德

    国的领导者的观点在这些国家占据了尤为重要的位置。

    表1.2中列出了本书将会讨论的影响国家危机结果的12个因素，其中

    大部分因素都能在表1.1中找到对应项。

    表1.2影响国家危机结果的因素这12个因素中，有大约7个因素和影响个人危机结果的因素有着直接

    的对应关系。

    因素1：对国家陷入危机的举国共识。如同个人，国家有可能承

    认自己陷入危机，也有可能否认。不过，承认国家陷入危机需要取得某种

    程度上的国民共识，而是否承认个人陷入危机全凭个人决定。

    因素2：愿意承担责任。国家和个人相同，要么愿意承担责任，采

    取行动解决危机，要么推卸责任，怨天尤人，认为自己是受害者。

    因素3：划清界限。通过“划清界限”，国家对自身的体制和政策做

    出选择性变革，区分需要改变的与无须改变的体制和政策。类似地，个人

    也通过“划清界限”做出选择性改变，区分需要改变的与可以保留的个人

    特质。

    因素4：从他国获得物质和资金方面的帮助。国家和个人都有

    可能得到来自他国或他人的物质及资金援助。个人还可能会得到他人情

    感上的支持。

    因素5：借鉴他国应对危机的经验。国家可以从他国应对危机的

    体制和政策中吸取经验，正如个人可以借鉴他人应对危机的方法。

    因素7：诚实的国家自我评估。和个人一样，国家可能会进行诚

    实的自我评估，也可能不会。国家是否进行诚实的自我评估需要获得某

    种程度上的国民共识，而个人是否进行诚实的自我评估则完全由自己决

    定。

    因素8：应对过往国家危机的经验。国家拥有应对过往危机的经

    验，正如个人拥有应对过往危机的记忆。

    以下两个因素与影响个人危机结果的因素之间的对应关系相对抽象

    一些，没有那么直接。

    因素9：应对国家失败的耐心。在探索解决危机的方法时，假设

    第一次尝试的方法失败了，各国对失败的处理和探索其他解决方法的意

    愿各不相同。举个例子，面对战败的结果时，各国的表现大相径庭，比较

    一战和二战后的德国、二战后的日本和越南战争后的美国就知道了。个

    人在面临失败和初次解决危机的尝试受挫时，表现也是不同的，我们通

    常把这种特质归为“耐心”。

    因素12：不受地缘政治约束。各个国家的选择自由在不同程度

    上受到限制，原因主要来自地理环境、经济实力和军事或政治力量的差异。个人的选择自由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约束，但与国家不同的是，个人

    选择的自由主要受育儿责任、工作要求和个人收入等因素制约。

    最后，我们看余下的三项因素，这些因素与影响个人危机结果的因

    素仅存在隐含的相似性。

    因素6：国家认同。心理学家详尽地定义和描述了个人特质中

    的“自我力量”。这种特质是个人所特有的，我们不能说国家具备自我力

    量。不过，国家有一种被称为“国家认同”的特质，我们将会多次对此进行

    讨论，国家认同对国家的影响会让我们想起自我力量对个人的作用。国

    家认同囊括了一国的语言、文化和历史特征，这些特征使一国在世界民

    族之林中保持自己的特性，是国家自豪感的源泉，也是一国民众所共享

    的价值观念。

    因素10：特定情况下国家的灵活性。另一项被心理学家详尽定

    义和描述的个人特质是一个人随机应变的灵活个性，它的对立面是个人

    所呈现的僵化刻板的个性。这是深入个人性格的特质，并不会因事而异。

    比方说，假如一个人有从来都不借钱给朋友，但在处理别的事情上都比

    较灵活，那他就不能被贴上“僵化刻板”的性格标签。一个僵化刻板的人

    在大部分情况下都会严格地遵循着设定好的准则去行动。国家是否也有

    这种贯穿大部分情况的僵化刻板特质，我们尚未明确。举例来说，可能一

    开始你会倾向于给日本或德国贴上“僵化刻板”的标签，本书第三章和第

    六章将会分别提到这两个国家，我们将会看到，事实上，在某些时候，这

    两个国家在许多重要的事情上都表现出极为灵活的一面。和个人的灵活

    性不同的是，国家的灵活性可能因情况而异。我将在结语部分对这个问

    题进行回顾。

    因素11：国家核心价值观。最后一点，个人拥有诸如诚信、抱负

    远大、信仰宗教和承担家庭责任等个人核心价值观。国家也拥有一些可

    以被称为国家核心价值观的特质，其中部分国家核心价值观和个人核心

    价值观重合(例如诚信和信仰宗教)。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和国家认同有

    关，但不能等同于国家认同。比如，莎士比亚和丁尼生的语言文字均是英

    国国家认同的一部分，但在被称为“至暗时刻”的1940年5月，它们并不是

    英国拒绝与希特勒进行谈判的原因。英国的铮铮铁骨来自这样一种核心

    价值观：“我们绝不投降。”

    正如我在序言中提及的，国家危机还会带来额外的问题，这些问题

    在个人危机中不会出现，即使出现，也与在国家危机中的相似度较低。这

    些问题包括：? 政治和经济制度在国家层面的关键作用。

    · 国家领导者在解决危机中的角色。

    · 更宽泛的关于集体决策的问题。

    · 国家危机是通过和平演变还是通过暴力革命走向选择性变

    革。

    · 不同类型的国家变革是作为一个统一的项目同步展开，还是

    在不同时间分别展开。

    · 国家危机是由一国内部因素触发，还是因其他国家带来的外

    部冲击而导致。

    · 曾经产生冲突的各方——国内各群体之间或一国与他国之间

    达成和解的问题(特别是在牵涉到战争或大规模屠杀的危机之后)。

    为了着手探究以上这些问题，在下一章我将会讲到的，是因突然的

    外来攻击或他国威胁而引发危机的两个国家之中的一个——芬兰。这个

    国家的语言在我1959年经历的个人危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在本章

    中提到的影响国家危机结果的多个因素都会在芬兰的案例中有所体现。02

    国家危机第二章

    苏芬之战

    游历芬兰

    芬兰属于斯堪的纳维亚(北欧)国家，仅有600万人口，西毗瑞典，东

    邻俄罗斯。在一战爆发前的一个世纪内，芬兰还未成为独立国家，仅仅是

    沙皇俄国的一个自治大公国。那时候的芬兰一贫如洗，在欧洲内部不太

    受到关注，在欧洲以外更是寂寂无名。二战刚开始时，获得了独立的芬兰

    尚未摆脱贫穷，依然把农业和林业生产作为自己的经济重心。今天，芬兰

    因科技和工业举世闻名，并且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其国内人

    均收入水平可以和德国及瑞典相提并论。这个国家在安全方面的倚仗令

    人感到疑惑：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社会民主政体，芬兰在长达数十年间与奉

    行共产主义的苏联以及如今的俄罗斯保持着良好的互信关系。芬兰国家

    特征的这种矛盾组合构成了选择性变革的一个突出案例。

    假如你是第一次去芬兰旅游，而且想要了解芬兰人和他们的历史，那么，参观希耶塔涅米公墓会是一个不错的起点。希耶塔涅米公墓是芬

    兰首都赫尔辛基最大的墓园。在美国，牺牲的士兵通常被埋葬在位于华

    盛顿郊外的阿灵顿国家公墓和其他分散的军事墓地。与之不同的是，芬

    兰没有这种专门为牺牲士兵修建的军事墓地。为国捐躯的芬兰士兵被从

    战场上带回家，安葬在自己的小镇或是教区的公墓里。希耶塔涅米公墓

    中的一大部分地方被用于安葬赫尔辛基的烈士。从这片“荣誉之地”往下

    坡走，就是芬兰已故总统以及其他政治领导者的墓地，附近就是芬兰元

    帅卡尔·古斯塔夫·曼纳林(1867—1951年)的纪念碑。

    当你走近希耶塔涅米公墓时，你会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自己完全

    看不懂街道上的告示牌(见插图2.1)。在除芬兰之外几乎所有的欧洲国

    家，即使你对那儿的语言一窍不通，也能分辨出其中一些词语，因为大多

    数欧洲国家的语言，包括英语在内，同属印欧语系，而所有印欧语系的语

    言有许多相同的词根。哪怕是在立陶宛、波兰或冰岛，你也能看明白街道

    标语和广告牌上的个别词语。但你不太可能认得芬兰的文字，因为芬兰语是欧洲少有的几种和印欧语系完全不相关的语言之一。

    接下来会让你有所触动的是，这片墓园设计得简而美。芬兰的建筑

    师和装修设计师享誉全球，他们总是能够知道怎么样用简单的方式产生

    让人惊叹的效果。第一次去芬兰的时候，我记得自己曾受邀进入其中一

    名房东家中的客厅，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这是我看过的最漂亮的房

    间!”后来回顾这一幕，我好奇自己为什么会觉得这个房间漂亮。要知

    道，那就是一个空荡荡的矩形空间，里面摆了几件简单的家具。然而，这

    个房间的材质和布局，还有那几件家具，都将芬兰的简而美风格表现得

    淋漓尽致。

    接下来，你也许会震惊于希耶塔涅米公墓里安葬或纪念的芬兰烈士

    的数量之多。我曾数过，那里有超过3 000座刻有烈士名字的墓碑，一排

    连着一排，呈波浪状排列，这些都是遗体被找到的烈士的墓碑。与这些刻

    有名字的墓碑分开的，是一面大约4英尺高、几百英尺长的墙，墙身被分

    为55块，上面刻着另一些士兵的名字(我数了有715个)，他们被列为“失

    踪人员”，因为遗体未能被找到并带回来。除此以外，还有一块无名联合

    墓碑，用来纪念那些在敌军监狱里牺牲的芬兰英烈。被埋葬在希耶塔涅

    米公墓中的烈士都是赫尔辛基人。在芬兰每一个城镇和教区的公墓里，都有这样的区域，安葬着在战场上牺牲的芬兰士兵。你会开始意识到，死

    在战场上的芬兰人竟是如此之多。

    穿行在希耶塔涅米公墓的一座座墓碑之间，你会被墓碑上的文字震

    撼。当然，你可能看不懂墓碑上面的文字，因为都是芬兰语。但这世上大

    部分的墓碑，不管被安放在何处，用的是何种语言，一般都会记录下亡者

    的姓名、生辰、出生地，还有离开人世的时间和地点。在芬兰墓地的墓碑

    上，这些信息同样很容易被辨认出来。你会发现，墓碑上的死亡时间集中

    在1939—1944年，也就是二战期间，大部分的出生时间集中在1910—

    1930年。这就说明，正如你所料，这些士兵大多在20多岁就牺牲了。但你

    也会惊讶地发现，还有许多士兵是在50多岁的时候牺牲的，也有一些士

    兵牺牲的时候尚未成年。你会看到，约翰·维克托·帕尔斯滕(Johan Viktor

    Pahlsten)，生于1885年8月4日，死于1941年8月15日，也就是他56岁生日

    后的第11天。克拉拉·拉帕莱宁(Klara Lappalainen)，生于1888年7月30

    日，死于1943年10月19日，享年55岁。你还会看到，学龄少年劳里·马尔蒂

    ·哈梅莱伊宁(Lauri Martti H?m?l?inen)，生于1929年7月22日，自愿参战，死于1943年6月15日。牺牲时的劳里距离14岁生日还剩下5周时间。为什

    么当时芬兰军队招募的士兵不光有20多岁的青年，还有年过半百的男

    女，以及青少年(见插图2.2)？

    观察这些墓碑，你可以注意到，上面记载的士兵的死亡时间和死亡地点都比较集中。死亡时间集中在1940年2月末到3月初、1941年8月和

    1944年6月，死亡地点则集中在维普里，以及斯维里、卡累利阿地峡和伊

    罕塔拉等地，芬兰本地人会告诉你，后面那些地方就在维普里附近。你不

    由得会想：维普里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件吗？为什么有如此多的芬兰人

    在那么短的时间内丧命于此？

    这些问题的答案是，维普里曾经是芬兰的第二大城市，发生在1939

    —1940年冬天的那场残暴的战争，以及1941—1944年再次发生的战争，迫使芬兰将维普里以及其他共占芬兰领土110的地区一同割让给了苏

    联。1939年10月，苏联向波罗的海四国——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

    立陶宛提出领土要求。芬兰是其中唯一拒绝了苏联的国家，尽管苏联拥

    有一支庞大的军队，人口也几乎是芬兰的50倍之多。芬兰人深知双方实

    力悬殊，但还是进行了激烈的抗争，并最终成功地保持了自己的独立地

    位。然而，这个国家的生死存亡在接下来的10年间因一连串的危机而遭

    受巨大挑战。希耶塔涅米公墓的墓碑上所记载的死亡时间正是芬兰人民

    伤亡最惨重的三个时期：1940年2—3月，苏军包围维普里；1941年8月，芬

    兰重新夺回维普里；1944年夏，苏军再次挺进维普里(见插图2.3和插图

    2.4)。

    在与苏联的较量中，芬兰失去了近10万人，牺牲者大部分是男性。对

    现代的美国人、日本人和除芬兰人以外的欧洲人来说，如果他们还记得，发生在广岛、汉堡和东京的轰炸在瞬息之间分别带走了10万条生命，二

    战中苏联与中国各自损失了将近2 000万人，那么，芬兰在5年间失去10万

    人看上去似乎没那么可怕。然而，当时芬兰的总人口不过370万，也就是

    说，死亡人数占这个国家总人口的近2.5%，占该国男性人口的近5%。这

    个比例放到今天的美国，便意味着在一场战争中失去900万美国人：这相

    当于美国在其240年的历史当中所有的战争死亡人数之和再乘以10。我最

    近一次去希耶塔涅米公墓是在2017年5月14日，那是一个周日。尽管公墓

    的烈士区所纪念的最后一名烈士(死于1944年)都已经去世70多年，但我

    仍旧看到许多的墓前放着鲜花，亲属们前来缅怀逝者。我停下来与一家4

    口交谈，他们当中年纪最大的一位男士看上去不过40多岁。从年龄上推

    算，他们来缅怀的不会是自己的父母，而应该是祖父母或者曾祖父母了。

    当我向这位男士谈及那些络绎不绝的缅怀人群和持续不断的鲜花时，他

    解释道：“当时，每个芬兰家庭都失去了自己的家人。”

    我在1959年的夏天第一次到访芬兰。那时候，芬兰和苏联的战争才

    刚结束15年，苏军撤出其在赫尔辛基近郊的军事基地也不过是4年前的

    事。我在芬兰的房东中有曾参加苏芬战争的退役军人和这场战争留下来

    的寡妇、孤儿，还有现役的芬兰士兵。他们详细地向我讲述了自己的人生故事，还有他们国家的近代历史。我学会了很多芬兰语，这使我的旅程变

    得更为顺畅，也让我明白这门精彩的语言对芬兰独特性的贡献，还使我

    陷入上一章提到的那场职业生涯危机。对于那些尚未有机会去芬兰的读

    者，我希望你在阅读下文的时候记住本书的危机与改变框架在芬兰的体

    现，具体包括：芬兰国家认同的力量与源泉，芬兰人对于自己国家地缘政

    治状况的超现实评估，以及因此而导致的选择性变革的矛盾组合(我在本

    章开头提到了这一点)，还有芬兰在选择的自由、关键时刻来自盟国的援

    手以及可借鉴的他国应对类似危机的经验三方面的缺失。

    芬兰的语言

    芬兰人对斯堪的纳维亚民族有认同感，而且被看作是这个民族的一

    部分。许多芬兰人都拥有金发蓝眼，这一点跟瑞典人和挪威人很像。基因

    告诉我们，实际上，芬兰人有75%的斯堪的纳维亚血统，而仅有25%的东

    部血统。但是，地理位置、语言和文化将芬兰人和其他斯堪的纳维亚人区

    分开来，而且芬兰人对这些差别引以为豪。先看地理位置，芬兰人对自己

    国家地理位置的描述反复强调两大主题——“我们是小国”，以及“我们的

    地理位置永远不会改变”。他们之所以会强调后一点，是因为芬兰与俄罗

    斯(或者是俄罗斯的前身苏联)之间的陆地边界比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国家

    与俄罗斯的陆地边界都要长。从这个方面来说，芬兰实际上就是俄罗斯

    和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之间的缓冲带。

    欧洲有将近100种语言，但除了古老的巴斯克语和另外4门语言外，剩下的都属于印欧语系。这另外的4门语言包括芬兰语、与芬兰语相近的

    爱沙尼亚语，还有与前两种语言差别较大的匈牙利语和拉普语(又称萨米

    语)，它们都属于芬兰–乌戈尔语族。芬兰语是一门优美的语言，也是芬兰

    人的国家自豪感与国家认同的重要来源。芬兰的民族史诗《卡勒瓦拉》

    (Kalevala)在该国国民心中的地位要远高于莎士比亚的戏剧在英语国家

    人民心中的地位。在旁人看来，芬兰语很优美，说起来仿佛是在吟唱，但

    特别难学。其中一个难点在于它的词汇，因为芬兰语的词汇中没有我们

    所熟悉的印欧语系的词根。因此，大部分芬兰词汇都需要你逐个去记。

    芬兰语难学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它的发音和语法。k这个字母在芬兰语

    中十分常见：我有一本200页的芬英词典，其中以k开头的词汇足足占了31

    页。(试读一下《卡勒瓦拉》里的片段：“Kullervo, Kalervon poika, sinisukka

    ·ij?n lapsi, hivus keltainen, korea, keng?n kauto kaunokainen.”)我并不是说k这个字母不好，只不过芬兰语不同于英语，它有双辅音(比如kk)，双辅

    音的发音和单辅音(比如k)是不一样的。正是因为这种发音特点，好几次

    我在用芬兰语发表简短的演讲时，我的芬兰朋友很难听懂其中的部分词

    语，但他们对我都很包容。不能把双辅音和单辅音区分开来有时可能会

    造成很严重的后果。举个例子，芬兰语中表示“见面”的动词是只有一个p

    的“tapaa”，而表示“杀害”的动词是带有两个p的“tappaa”。所以说，如果你

    让一个芬兰人来跟你见面，但你不小心将p发成了双辅音，那么你很可能

    会小命不保。

    芬兰语还有长元音和短元音的区别。比如，“边界”一词在芬兰语中

    是“raja”，其中第一个a是发短元音。但芬兰语中表示“腿”或“手臂”的单词

    是“raaja”，这里边的第一个a则是发长元音。我因此还闹了个误会：在芬兰

    国家公园边界附近的时候，我打算谈谈边界，却把第一个a发成了长元

    音。芬兰语中的三个元音a、o、u均有两种形式，发音部位靠近口腔后方，即发成后元音时分别写作a、o、u，发音部位靠近口腔前部，即发成前元音

    时分别写作?、?、y。在单个词当中，这三个元音要么都是后元音，要么都

    是前元音，这就是元音和谐定律。举例来说，我经常会说的“夜晚”一词在

    芬兰语中是“y?t?”，只有前元音，而“河床”一词在芬兰语中是“uoma”，只

    有后元音。

    要是你觉得德语的4格变位或者拉丁语的6格变位让你摸不着头脑，芬兰语的15格变位估计会把你吓到，其中有很多格都发挥着英语中介词

    的作用。我第一次游历芬兰的时候，最开心的时刻之一就是，一位因不会

    说英语而只能用芬兰语和我交流的芬兰士兵教我芬兰语中的6个方位格。

    这些方位格分别对应着英语中的介词on(在……上面)、off(远离……)、onto(到……上面)、in(在……里面)、out of(在……外面)和into(进

    入……里面)。只见他指向一张桌子(“p?yt?”)，在桌子上面(“p?yd?ll?”：

    元音和谐!)有一个杯子，在桌子里面(“p?yd?ss?”)有一颗钉子；他移动

    杯子，把杯子放在桌子上面(“p?yd?lle”)，又把杯子从桌子上拿走

    (“p?yd?lt?”)；他把钉子嵌进桌子里(“p?yt??n”)，又把钉子拔出来

    (“p?yd?st?”)。

    在其他格中，最容易将外国人绕晕的是宾格和部分格。拉丁语和德

    语中没有部分格，直接宾语全都通过宾格来表达：英语里面的“I hit the

    ball”(我击球)对应的是德语里面的“ich schlage den Ball”。但在芬兰语

    中，当你要使用一个直接宾语时，你得决定你的动词所表达的动作的对

    象是整个宾语(那就要用宾格)，还是只是宾语的一部分(那就要用部分

    格)。要决定你击的是整个球还是球的一部分可能还比较简单。但是，当

    宾语是一个抽象名词的时候，要决定用宾格还是部分格就有些难度了。比如，你有一个想法，用芬兰语表达这句话时，你需要想清楚这个想法完

    不完整，因为这决定了你应该用宾格还是部分格。1959年我在芬兰时的

    房东中有一个瑞典裔芬兰人，他的母语是瑞典语，但能说一口流利的芬

    兰语。尽管如此，他还是没能在芬兰的任何一个政府机构找到工作，因为

    这个国家所有的政府机构岗位都要求应聘者同时通过芬兰语和瑞典语的

    考试。这位朋友告诉我，在20世纪50年代，只要在选择宾格和部分格的时

    候弄错一次，考试就过不了，也就得不到政府机构的工作。

    所有这些特点使芬兰语成为一门别具一格的美丽语言，它是芬兰民

    众的国家自豪感的源泉，除了芬兰人，几乎没有人会使用这种语言。以芬

    兰语为核心的国家认同，让众多芬兰人愿意在苏芬战争中为祖国献出自

    己的生命。

    构成芬兰国家认同的核心要素还包括这个国家的作曲家、建筑师、设计师，还有长跑运动员。芬兰音乐家让·西贝柳斯是20世纪最伟大的作

    曲家之一。芬兰的建筑师和室内设计师在全世界都很有名。(美国读者可

    能会想到圣路易斯拱门、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还有纽约肯尼迪国际

    机场的TWA航站楼，它们都是由芬兰裔建筑师埃罗·沙里宁设计的。)一

    战结束后，作为胜利者一方的协约国建立起许多新的国家(包括芬兰在

    内)，在这些国家中，芬兰因为拥有音乐家西贝柳斯和最有名的世界纪录

    保持者、被称为“芬兰飞人”的长跑运动健将帕沃·鲁米而独树一帜。在

    1924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鲁米一举获得1 500米田径比赛的冠军，并

    创下了奥运会纪录；紧接着，一个小时以后，他又赢得了5 000米长跑比赛

    冠军，并刷新了纪录；两天后，他又夺得了10 000米越野赛的金牌；第二

    天，他再次斩获3 000米长跑比赛的金牌。鲁米的一英里[1]

    跑世界纪录保

    持了8年之久。于是出现了这么一个说法：鲁米和芬兰其他的田径运动

    员“把芬兰跑进了世界地图”。这一切成就让芬兰人意识到自己国家的独

    特性，产生了国家认同，并且在苏芬战争中面对苏联的压倒性优势仍能

    保有抗争的意志。

    1939年之前的芬兰

    数千年前，还是史前时期的时候，第一批说芬兰语的人开始在这片

    大陆安置下来。芬兰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大约1100年，即第一次出现关

    于芬兰的详细书面记载时，自此之后，芬兰一直是瑞典和俄国的争夺对

    象。大部分时候芬兰都是处于瑞典的控制之下，直到1809年，俄国吞并芬兰。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俄国沙皇允许芬兰拥有较大的自治权，芬兰

    可以有自己的议会、执政班底和货币，而且俄国没有强迫芬兰人使用俄

    语。但是，1894年，尼古拉斯二世即位，成为新沙皇，他把可恶的尼古拉·

    博布里科夫(在1904年被一名芬兰人刺杀)任命为芬兰大公国总督，俄国

    开始对芬兰进行压迫性统治。于是，在1917年年未，一战即将结束，俄国

    十月革命爆发后，芬兰宣布独立。

    芬兰的独立导致了艰苦的芬兰内战。一方是被称为“白军”的保守政

    府派，由在德国受训的芬兰部队组成，并受到在芬兰境内的德军协助。他

    们的对手是芬兰共产主义势力所代表的“红军”，以及仍驻扎于芬兰境内

    的俄国部队。1918年5月，出于巩固胜绩的考虑，白军射杀了近8 000名红

    军，还有20 000名红军被困在集中营里，在饥饿和病痛之中死去。要是以

    一国平均每个月被杀害的国民人数占国民总人口的比例来算，芬兰内战

    是1994年卢旺达种族大屠杀发生之前，世界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场内

    战。这场内战很可能会给这个年轻的国家埋下分裂的祸根，但幸好芬兰

    国内势力迅速进行了和解，幸存的左翼红军重新获得了完整的政治权

    利，在1926年，一名左翼人士还成了芬兰的首相。然而，有关内战的痛苦

    记忆使芬兰对俄国心存恐惧，因此影响了之后芬兰对苏联的态度。

    20世纪20—30年代，芬兰始终对由俄国发展而成的苏联感到畏惧。

    两国在意识形态上不同：芬兰是资本主义国家，苏联则是共产主义国家。

    芬兰人难以忘记最后一代沙皇治下的俄国对芬兰的压迫，他们害怕苏联

    会想要重新夺回芬兰。他们在担忧中目睹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掀起的

    阵阵腥风血雨。和芬兰最直接相关的事情是，苏联开始在其与芬兰国界

    线以东的一些荒无人烟的区域建设机场和铁路。这些铁路中有一条直达

    芬兰，终点是没有设置边界的森林中央，除了为入侵芬兰做铺垫，你想不

    到它还能有什么别的用处。

    20世纪30年代，在曼纳林将军的带领下，芬兰开始强化军队和国防

    力量，这位将军曾领导白军赢得了芬兰内战的胜利。许多芬兰人在1939

    年的夏天志愿承担了巩固芬兰主要防线的工作，这道跨越卡累利阿地峡

    的防线被称为“曼纳林防线”，它把芬兰东南部与最近的苏联第二大城市

    列宁格勒[2]

    分隔开来。当德国在希特勒的统治之下重整武装，并且与苏联

    越来越呈现出相互对抗的姿态时，芬兰试图维持一种中立的外交政策，忽略来自苏联的威胁，期盼这种威胁不会变得具体化。与此同时，苏联对

    它这个在内战中借助德国的力量打败国内共产主义势力的资产阶级邻居

    持怀疑态度。

    芬兰有充分的地理和历史原因对苏联心存忧虑，同样地，苏联也有

    充分的地理和历史原因对芬兰持怀疑态度。二战以前，两国的边境在列宁格勒以北仅30英里的地方。早在1918年，德国军队就已进驻芬兰对抗

    共产主义势力；英法两军更是在19世纪50年代的克里米亚战争中进入芬

    兰湾，对圣彼得堡进行封锁或进攻；18世纪初，法国曾在赫尔辛基港建造

    了巨大的堡垒，以准备进攻圣彼得堡。20世纪30年代后期，斯大林有充分

    的理由担心德国会在希特勒的领导下扩张版图。希特勒在其自传《我的奋

    斗》中展望了德国东扩、吞并苏联的愿景。斯大林目睹希特勒统治下的德

    国在1938年3月吞并了奥地利，在1939年3月夺取了捷克斯洛伐克，并开

    始对波兰造成威胁。斯大林提出，在波兰防务上要共同合作，应对来自德

    国与日俱增的威胁，法国、英国和波兰都拒绝了这个提议。

    1939年8月，希特勒和斯大林突然停止敌对，并签署了《苏德互不侵

    犯条约》，又被称为《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这一系列举动震惊了

    芬兰，也震惊了其他国家。芬兰人怀疑，这份条约中包含了分割势力范围

    的秘密协议(后来被证明确实如此)，其中德国承认芬兰属于苏联的势力

    范围。该条约签署后，德国马不停蹄地对波兰进行了突袭，几周之后，苏

    联入侵了波兰东部。可以理解，斯大林想要将苏联的国界尽可能地向西

    推移，以应对德国不断增强的威胁。

    1939年10月，因仍然担心德国最终会发动攻击，苏联迫切地想把自

    己西部的边界尽可能向西推进。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提供的临时安全

    之下，苏联对邻近的波罗的海四国——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以

    及芬兰发出最后通牒。对于前三个国家，苏联提出的要求是在其境内设

    立苏联军事基地，并且苏军有自由出入这些基地的权利。允许苏军驻扎

    显然会使三国失去自卫能力，但弱小的它们认为自己挣扎无望，只好接

    受苏联的要求。到1940年6月，三国终未能免于被苏联吞并的命运。备受

    鼓舞的苏联在1939年10月初对芬兰提出两项要求。第一项要求是，苏芬

    两国在卡累利阿地峡的边界必须要撤到离列宁格勒更远的地方，这样列

    宁格勒就不会被他国(例如，1918年在芬兰驻军的德国)任意轰炸或据为

    己有。虽然芬兰自己不会袭击苏联，但苏联担心某些主要的欧洲力量通

    过芬兰打击自己，这也是现实的考虑。第二项要求是，允许苏联在芬兰南

    部海岸靠近首都赫尔辛基的地方建立海军基地，并要求芬兰割让位于芬

    兰湾的一些小岛。

    苏芬两国之间的秘密谈判从1939年10月持续到11月。芬兰方面同意

    做一些让步，但远远没有达到苏联的要求，尽管曼纳林将军强烈敦促芬

    兰政府做出更大让步，因为他深知芬兰军队的弱势，并且(作为沙俄军队

    前中将)他很清楚苏联方面提出这些要求所出于的地理原因。可是，芬兰

    政府内部各方势力(包括左翼和右翼，即内战中的红军和白军)一致拒绝

    做出进一步妥协。1940年7月，英国一些政要支持向希特勒妥协以换取和平的做法。但在芬兰，所有的政党都支持国家政府做出的拒绝向苏联妥

    协的决定。

    芬兰人同仇敌忾、拒绝妥协的第一个原因是，他们害怕斯大林的真

    实目的是要侵占整个芬兰。芬兰人很担心这次要是满足了苏联的要求，将来会没法拒绝苏联更多的要求。如果芬兰放弃了卡累利阿地峡的陆地

    防线，苏联经由陆路大举入侵芬兰将会变得轻而易举。如果允许苏联在

    赫尔辛基附近建立海军基地，那么苏联将能够同时从陆路和海路对芬兰

    首都进行轰炸。芬兰人从捷克斯洛伐克的遭遇中吸取了教训，这个国家

    在1938年被迫将拥有最坚固防线的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从而导致在

    1939年面对德国的全面入侵时毫无防备之力。

    芬兰人拒绝妥协的第二个原因来自他们对斯大林的误判：芬兰人认

    为斯大林只是虚张声势，他实际想要的并没有所要求的那么多。同样地，斯大林也出现了误判，他觉得芬兰人也不过是在虚张声势。斯大林没有

    想到的是，一个区区小国竟如此疯狂，欲以蚍蜉之躯撼动人口比自己多

    出近50倍的大国。苏联的作战计划显示，苏军预备在两周内拿下赫尔辛

    基。芬兰人拒绝妥协的第三个原因在于他们的另一个误判，他们相信传

    统友国会在芬兰需要的时候提供防卫上的帮助。芬兰拒绝妥协的最后一

    个原因是，芬兰部分领导者推测，如果苏联入侵芬兰，芬兰的军队至少能

    撑半年，尽管曼纳林将军警告他们这绝不可能。

    1939年11月30日，苏联对芬兰发动进攻，宣称芬兰的炮弹在苏联领

    土着陆，并炸死了数名苏联士兵。(赫鲁晓夫后来承认，这些炮弹实际上

    是在苏联内部从苏联的武器中发射出的，是一名想挑起战争的苏联将军

    下达的命令。)随之而来的战争被称为冬季战争。苏联军队在整个苏芬边

    界沿线发动攻击，赫尔辛基及其他芬兰城市遭到苏联飞机的轰炸。在轰

    炸第一晚，芬兰的平民伤亡人数便达到了其在二战期间平民伤亡总数的

    10%。

    冬季战争

    1939年11月30日，当战争爆发时，苏芬双方军力悬殊。苏联当时有

    1.7亿人口，而芬兰仅有370万人口。苏联“仅”以4支军队对芬兰发起进攻，加起来一共有50万人，另外还部署了一些军队作为储备军力或用于其他

    的军事用途。芬兰以全部军力抗敌，军队被分为9个师，总共也不过12万人。苏联以数以千计的坦克、现代战机和现代火炮装备其步兵团，而芬兰

    几乎没有坦克，没有现代战机，没有现代火炮，没有反坦克步枪，也没有

    防空措施。最糟糕的是，尽管芬兰有一些不错的步枪和机关枪，但弹药的

    储备十分有限。芬兰士兵接到的命令是，为了节省弹药，在苏联军队靠得

    足够近之前，不准开火。

    只要斯大林决心打胜仗，这种种差距足以使芬兰在与苏联的对阵中

    毫无胜算。全世界都目睹了人口是芬兰10倍之多且拥有更多现代军备的

    波兰在短短几周内被德国军队攻破，而当时德国军队的规模大约是苏联

    军队的12。因此，在这场战争中，芬兰人并未对取得军事胜利抱有不切

    实际的幻想。相反，正如一位芬兰朋友向我解释的那样：“我们的目标实

    际上是要尽可能延缓苏联的胜利，让他们尽可能地付出更大的代价。”具

    体而言，芬兰的目标是要进行长期抵抗，为芬兰政府争取时间从友国招

    募军力，同时让斯大林无法承受不断消耗的苏联军力和军费。

    让苏联和其他国家都意想不到的是，芬兰守住了自己的防线。苏联

    制订了沿着整条苏芬边界进攻芬兰的军事计划，包括跨过卡累利阿地

    峡，攻破曼纳林防线，还试图从芬兰最窄点进入该国中部，从而把芬

    兰“拦腰斩断”。面对进攻曼纳林防线的苏联坦克，缺乏反坦克步枪的芬

    兰人发明了“莫洛托夫鸡尾酒”，这是一种将汽油及其他化学物品组成的

    爆炸性混合物装进瓶子而制成的*****，其威力足以炸毁一辆苏联

    坦克。还有一些芬兰士兵躲在掩体中，等苏联坦克开过来时，将木段塞入

    坦克的履带，使其不得不停下来。就在此时，几名勇敢的芬兰士兵跑到坦

    克前面，用他们的步枪分别瞄准炮管和观察孔，把坦克里的苏联士兵击

    毙。可以想象，芬兰反坦克战队的伤亡率高达70%。

    让各国观察者敬佩之意油然而生的，是芬兰国土的捍卫者成功打破

    了苏联的两个师对芬兰中部发动袭击的阴谋。苏军驾驶机动车辆和坦克

    沿着通往芬兰的几条道路挺进。分成小组的芬兰士兵则是用雪橇翻越重

    重雪山，他们穿着白色制服，与冰雪融为一体，穿行在无路的森林中，切

    断了苏联纵队，随后逐一歼灭每支断开的队伍(见插图2.5)。一名芬兰退

    役老兵在1959年的时候向我描绘了他和战友在冬季战争的战场上使用的

    战术。到了夜里，森林里的苏联士兵在狭窄的单行道上停下，车辆排成一

    列长长的纵队，士兵纷纷下车，围在巨大的篝火旁取暖。(芬兰士兵则是

    在自己的帐篷里用小小的取暖器熬过寒夜，因为这样不会被发现。)我的

    这位朋友和他的战友隐匿在白色制服里，滑着雪橇穿过森林，直至苏联

    纵队在他们的射程范围内(见插图2.6)。接着，他们背着步枪爬到附近的

    树上，借着篝火的亮光瞄准苏联的军官，射杀苏联军官后便迅速滑着雪

    橇离开，让黑暗苍茫中群龙无首的苏联士兵担惊受怕，人心惶惶。冬季战争的落幕

    面对苏联军队在人数和装备上的压倒性优势，芬兰军队何以顶住攻

    势，坚守了如此之久？第一个原因是防守的动机：芬兰士兵明白，他们的

    身后是自己的家人、自己的祖国和民族的独立，这些都是他们宁死也要

    保卫的。例如，当苏联军队挺进冰封万里的芬兰湾时，在此处防守的仅有

    少数几队芬兰士兵，他们已经得知自己不会得到救援：此时的他们明白自

    己应当坚守在岛上，在牺牲之前尽可能多地消灭苏联人。他们也确实做

    到了这一点。第二个原因是，芬兰士兵早就习惯了在寒冬时节的芬兰森

    林里生活和滑行，他们对这块作战区域的地形早已烂熟于心。第三个原

    因是，芬兰士兵提前准备好了应对寒冬的衣物、雪靴、帐篷和枪支装备，但苏联士兵显然没有做好准备。还有一个原因，就像今日的以色列军队，芬兰军队尽管数量少，但能力显著，比起盲目服从指挥的军队，这支军队

    灵活性强，强调让士兵发挥积极能动性。

    可是，芬兰军队的不屈不挠和他们获得的暂时性胜利仅能为芬兰多

    争取一些时间。随着春天临近，冬天的冰雪消融，苏联最终还是会在跨过

    卡累利阿地峡和芬兰湾的时候发挥自己在军队数量和装备上的优势。芬

    兰把希望寄托在其他国家送来的志愿兵、装备和军队上。芬兰的外交战

    线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小小的芬兰力抗苏联庞然之躯的举动获得了广泛的同情，12 000名

    外国志愿兵受到鼓舞前来助战，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来自瑞典。可是，大

    多数志愿兵在战争结束前仍未完成军事训练。一些国家送来了军事装

    备，但这些装备的质量参差不齐。比如，一名芬兰老兵告诉我，有些旧兵

    器还是一战时期的，被从意大利运来。当发射炮弹的时候，这些火炮的后

    坐力非常强，因此必须用特别牢固的装备来固定。一般情况下，使用一门

    火炮不仅需要一名射击手，还得配备一名观察手，在火炮的前方观察弹

    壳落地的位置，从而校准下一次的瞄准范围。然而，据我的老兵朋友说，这些意大利的残枪旧炮在减轻后坐力方面设计得实在太差了，一门火炮

    得配备两名观察手：一名是我们通常看到的炮前观察手，负责观察弹壳的

    落地位置；还有一名观察手要站在火炮的后面，负责追踪火炮的位置!

    实事求是地看，芬兰实际上只能依仗从瑞典、德国、英国、法国以及

    美国获得军队及物资援助。芬兰的邻国瑞典，尽管和芬兰之间有着共同

    的悠久历史以及文化传统，但由于担心被卷入和苏联的战争，拒绝出兵

    援助芬兰。德国虽然曾指派军队支持芬兰独立，两国之间也有深厚的友

    谊和文化纽带，但希特勒还是不愿意为了支援芬兰而违背早前与苏联签下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美国则是鞭长莫及，加上该国自数十年前就

    开始奉行孤立主义政策，对国际事务保持中立，因此罗斯福总统对芬兰

    的处境也无能为力。

    于是，芬兰实际能求助的只剩下英国和法国了。英国和法国最终确

    实答应了出兵支援芬兰。但当时，两国均已陷入与德国交战的水深火热

    之中，这当然是英法政府的当务之急，其他任何事情都只能往后放。德国

    彼时从中立国瑞典进口大量铁矿石。大部分铁矿石从瑞典通过铁路被运

    至挪威的不冻港纳尔维克，然后用轮船运往德国。英法两国派出援兵的

    真实意图是要控制瑞典的铁矿石产区，并中断从纳尔维克至德国的海上

    交通。英法两国提出派兵经挪威和瑞典前往芬兰支援，只不过是为达到

    自己的真正目的的一番托词。

    因此，虽然英法政府承诺会给予芬兰大量的军力支援，但实际上大

    部分的援兵仅仅驻扎在纳尔维克、通往纳尔维克的铁路沿线以及瑞典的

    铁矿石产区。援兵中仅有一小部分能够真正到达芬兰。援兵过境需要得

    到挪威政府和瑞典政府的批准，但两国因保持中立，拒绝允许援兵过境。

    继续战争

    1940年1月，苏联终于开始反思自己在1939年12月遭受的惨重的军力

    损失和军事失利。苏联不再浪费精力尝试把芬兰拦腰斩断，而是转过头

    来集中火力攻击卡累利阿地峡，那里开阔的地势对苏军有利。经过持续

    两个月的前线战斗，芬兰士兵已经筋疲力尽，而苏联方面仍能够源源不

    断地向前线输送新鲜的后备力量。2月初，苏联军队最终突破曼纳林防

    线，芬兰军队不得不撤退到较弱的第二防线。曼纳林将军手下的长官纷

    纷请求他将军队撤退到更远的地方，以获得更佳的防守位置，但曼纳林

    将军有着铁一般的沉着意志：虽然芬兰军队伤亡惨重，但他拒绝撤到更远

    的地方，因为他深知，和谈已不可避免，此时对芬兰来说，最重要的是尽

    可能多地守住自己的领土。

    1940年2月底，当筋疲力尽的芬兰军队终于准备和谈时，英国和法国

    仍在敦促芬兰顶住压力，继续抵抗。时任法国总理爱德华·达拉第向芬兰

    发去紧急电报，宣称他将在3月底之前向芬兰派去5万名援兵，100架轰炸

    机已准备就绪，随时可以起飞，他保证能够“安排”这些援兵从陆路穿过

    挪威和瑞典到达芬兰。芬兰轻信了这份承诺，继续作战了一周，在此期间又有数千名芬兰士兵失去了生命。

    然而，英国后来承认，达拉第提出的条件不过是一场诡诈，那些军队

    和飞机根本没有准备好，挪威和瑞典也仍然没有同意给援兵放行，达拉

    第说那些话不过是为了实现同盟国的目标，以及保住自己的颜面。经此，在芬兰总理的带领下，芬兰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商议和谈事宜。与此同时，苏联持续向芬兰第二大城市——卡累利阿省首府维普里挺进，给芬兰制

    造军事压力。在这段时间的持续战斗中牺牲的芬兰士兵，正是我们可以

    在希耶塔涅米公墓看到的，刻着“于1940年2月或3月死于维普里”的那些

    墓碑的主人。

    苏联在1940年3月提出的条件比在1939年10月提出并被芬兰人拒绝

    的那些条件要苛刻得多。1940年，苏联要求芬兰割让整个卡累利阿省，还

    有苏芬边界沿线往北的其他领土，并且要求将赫尔辛基附近的汉科港作

    为苏联的海军基地。占芬兰人口10%的卡累利阿人没有留在被苏联占领

    的家中，而是选择了背井离乡，撤退到余下的芬兰领土上。他们不得不挤

    在芬兰同胞的房子里，直到1945年，大部分卡累利阿人才拥有了自己的

    房子。在欧洲，很多国家内部都存在大量无家可归的人口，与其他国家不

    同的是，芬兰没有把这些人口安置在难民营中。19年后，接待我的芬兰房

    东依然清楚地记得，当时芬兰为了给卡累利阿人提供安身之处和其他支

    援而承受的巨大压力。

    为什么斯大林没有在1940年3月命令苏联军队继续推进并占领整个

    芬兰？一个原因是，芬兰人的激烈抗争说明了一个现实，军队继续推进

    对苏联来说只会是一个缓慢、痛苦且代价巨大的过程。并且，此时的苏联

    面临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如何重新整顿军队，迎接德国的袭击。声势

    浩大的苏联军队在面对弱小的芬兰军队时却战绩平平，这对苏联来说十

    分尴尬：平均每消灭1名芬兰士兵需要牺牲8名苏联士兵的生命。和芬兰作

    战的时间越长，英法介入的可能性就越大，这将会把苏联拖入与两国的

    战争中，并且诱使英国或法国对高加索地区的苏联油田发动袭击。某些

    作者的论断是，苏联在1940年3月提出的苛刻的和谈条件证明，芬兰人本

    应该在1939年10月接受斯大林提出的那些相对不那么苛刻的要求。然

    而，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公开的档案显示，芬兰人当时的怀疑没有错：

    倘若苏联在1939年10月如愿以偿，一定会充分利用其得到的领土优势，打开芬兰防线的缺口，从而达到占领整个芬兰的目的。苏联正是以这种

    手段在1940年成功占领波罗的海的三国。正是因为在这场战争中芬兰拼

    死抵抗，苏联进展缓慢且代价巨大，苏联才会在1940年3月放弃原先征服

    整个芬兰的想法。

    1940年3月，苏芬休战之后，苏联重整军队，并且吞并了波罗的海三国。德国则在1940年4月占领了挪威和丹麦，紧接着于1940年6月打败法

    国。至此，除了德国，芬兰所有可能的外援渠道都被切断。芬兰重新组建

    了自己的军队，还得到了一批德国装备。1941年，希特勒决定进攻苏联。

    在某个节点，德国的军事计划员开始和他们的芬兰同行讨论“假设性

    的”联合抗苏行动。虽然芬兰人不赞同希特勒和他的纳粹主义，但他们深

    切地体会到，要在德苏之战中保持中立是不可能的，选边站队是肯定避

    免不了的。否则，芬兰会面临被苏联和德国中的一方或双方吞并的风险。

    相比再次经历冬季战争中孤立无援、与苏联单打独斗的痛苦时期，芬兰

    宁愿选择和纳粹德国结为暂时的同盟。这是“在几个糟糕的选项里选择最

    不糟糕的一项”，在曼纳林将军的传记中，史蒂文·扎洛加这样写道。苏联

    军队在冬季战争中的表现让所有的观察者——不仅仅是芬兰，还有德

    国、英国和美国的观察者都深信，德苏若有一战，胜利的天平将会偏向德

    国。而且，芬兰人自然想重新获得失去的卡累利阿省。1941年6月21日，德

    国对苏联发起进攻。芬兰宣布保持中立，但在6月25日，苏联战机对芬兰

    的城市展开轰炸行动，当晚，芬兰政府以此为由再次与苏联开战。

    这场继冬季战争之后的第二次苏芬战争被称为继续战争。这一次，芬兰调动了其16的人口投入这场战争：这是二战期间参战人口比例最高

    的国家。放在今天的美国，这就相当于筹备一支超过5 000万人的军队。

    直接在芬兰军队中服役的是上至50岁出头下至刚满16岁的男性，加上一

    些靠近前线的女兵。所有15～64岁的芬兰人，不论男女，如果不直接参

    军，就必须服务于军工行业、农业、林业或者其他国防所需的行业。青少

    年则要在农田、锯木厂和防空方面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正当苏联军队忙于应对德军的进攻时，芬兰迅速地重新占领了原先

    属于芬兰的西卡累利阿，并且试图越过原有边界，将位于苏联境内的东

    卡累利阿也纳入版图(这一行动引起了颇多争议)。可是，芬兰的作战目

    标依然十分局限，芬兰人不认为自己是纳粹德国的“盟友”，而是把自己

    称作“共同作战国”。尤其是，芬兰还坚决拒绝了德国提出的两个请求：一

    是围捕芬兰的犹太人(尽管芬兰确实把一小部分的非芬兰籍犹太人移交

    给了盖世太保[3])；二是和德国合作分别从南北两端进攻列宁格勒。芬兰

    对第二个要求的拒绝拯救了列宁格勒，使它得以在德军漫长的围攻中存

    活，并且促使斯大林后来做出了一项决定，即没必要占领除卡累利阿之

    外的芬兰领土(见下文)。

    尽管如此，芬兰和纳粹德国并肩作战是不争的事实。在不了解芬兰

    境况的局外人看来，“盟友”和“共同作战国”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二战期

    间，生长在美国的我当时觉得，芬兰就是除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之外的第

    4个轴心国成员。在斯大林的施压下，英国宣布对芬兰开战。但英国采取的唯一行动就是对芬兰城市图尔库发动了一次轰炸袭击，并且，英国空

    军有意地把炸弹投向大海中，而不是直接投向图尔库市。

    从1941年12月初开始，芬兰军队停止向东推进，在此后差不多三年

    间，苏联和芬兰之间的继续战争没有出现新的进展。一方面，芬兰在占领

    卡累利阿后没有其他的目标。另一方面，苏联军队忙于与德军交战，无暇

    派遣军队与芬兰对峙。当苏联终于把大部分的德军逼出境外时，苏军认

    为，是时候将注意力转移到芬兰身上了。1944年6月，苏联对卡累利阿地

    峡发动了猛烈的攻势。苏联部队迅速冲破曼纳林防线，但(正如1941年2

    月)芬兰成功地稳住了前线。苏联先是向西推进，后来却又撤兵。一个原

    因是斯大林有更重要的目标：在美军和英军从西边到达柏林之前，使苏联

    军队从东边包围柏林。另一个原因是，苏联军队再次遭遇了冬季战争时

    的困境：要突破芬兰人的抵抗就得付出高昂的代价，要和芬兰军队开展森

    林游击战，还得想好如果真的征服了芬兰，苏联得拿它怎么办。正因如

    此，就如同在1941年，1944年的芬兰通过抵抗再次实现了一个现实目标，用我的一个芬兰朋友的话来说就是：不求打败苏联，只求令苏联的胜利到

    来得极为缓慢且成本巨大，令其毫无喜悦之感。结果就是，芬兰竟成了二

    战当中唯一一个没有被敌军占领的欧洲大陆国家。

    1944年6月，战争前线刚一稳固，芬兰领导者立刻飞往莫斯科寻求和

    谈，并与苏联签署了新的条约。这一次，苏联提出的领土要求几乎和1941

    年提出的一模一样。苏联重新夺走了芬兰境内的西卡累利阿，还有芬兰

    南部海岸的一个海军基地。苏联还提出了一项新的领土要求，即获得芬

    兰在北冰洋的港口及镍矿山。芬兰还不得不驱逐留在其北部境内的20万

    德国驻军，否则苏联军队便要长驱直入亲自驱赶德军。芬兰用了数月时

    间完成这个任务，在此期间，德军一边撤退，一边在芬兰境内的拉普兰省

    对视线所及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进行破坏。当我在1959年游历芬兰的时

    候，我的芬兰房东们还在为这个昔日的盟友与芬兰翻脸并且大闹拉普兰

    的事情感到愤怒不已。

    在冬季战争和继续战争这两场战争中，芬兰在与苏联及德国对抗时

    总共损失了10万人。这一人数占当时芬兰总人口的比例，倘若放在今日

    的美国，相当于有900万人死于同一场战争。另外，战争还导致9.4万芬兰

    人或伤或残，3万芬兰女性失去丈夫，5.5万芬兰儿童成了孤儿，还有61.5

    万芬兰人无家可归。倘若是在今日的美国，这就相当于一场战争导致800

    万美国人受伤，250万美国女性失去丈夫，50万美国儿童失去父母，还有5

    000万美国人流离失所。不仅如此，当时有8万名芬兰儿童被疏散并寄养

    在其他国家(主要在瑞典)，这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儿童疏散行动之一。

    疏散行动对那些儿童造成了持久的创伤，并且影响一直延续至他们的下一代(见插图2.7)。如今，在同一个大家庭的同辈人中，与母亲在孩童时

    期未经历过疏散行动的女性相比，母亲在孩童时期经历过疏散行动的女

    性被诊断患有精神疾病的概率要高出一倍。苏联在和芬兰的对战中失去

    了大约50万人，另外有25万人受伤。这一阵亡数据包括5 000名曾被芬兰

    军队囚禁的苏联士兵，两国停战后，芬兰将他们遣返，但他们回到苏联后

    因为曾投降而被就地处决。

    停战条约要求芬兰“联合同盟国力量，对被指控为战犯的人员展开逮

    捕行动”。同盟国所界定的“芬兰战犯”是：苏芬战争期间芬兰政府的领导

    者。如果芬兰不起诉自己国家的领导者，那么苏联会亲自动手，并以严刑

    处之，很可能会将他们判处死刑。因此，芬兰被迫做出在外人看来极不光

    彩的事情：芬兰通过了一部追溯法，宣布芬兰政府领导者在战时采取的保

    卫芬兰的政策是非法的，尽管这些政策在实施时是符合芬兰当时的法律

    并得到广泛支持的。芬兰法庭裁定，其战时总统吕蒂、战时总理兰格尔和

    林科米耶斯，还有战时外交部部长、另外4位部长以及芬兰驻柏林大使获

    罪入狱。之后，这些领导者在舒适的特殊监狱刑满获释，大多数被重新选

    为或任命为政府高层。

    停战条约中，苏联还对芬兰提出赔款要求：芬兰必须在6年内向苏联

    支付高达3亿美元的巨额赔款。虽说后来苏联把赔款支付年限延至8年，并把金额降到2.26亿美元，但对当时规模极小并且尚未开展工业化的芬

    兰经济来说仍旧是一个沉重的负担。然而，矛盾的是，赔款的压力刺激了

    芬兰经济的变革，促使芬兰发展包括造船业和出口加工业在内的重工

    业。(这笔赔款从而印证了中文里“危机”一词的含义，其中“危”表示“危

    险”，而“机”意味着“机遇”。)这场工业化革命带动了战后芬兰经济的增

    长，芬兰也因而从一个贫困的农业国发展成为现代化工业国(再到如今的

    高科技产业国)。

    除赔款外，芬兰还须同意与苏联开展更多的贸易往来，与苏联的贸

    易额要达到芬兰贸易总额的20%。芬兰从苏联进口物资，尤其是石油。后

    来，这一举动被证明对芬兰大有裨益，因为芬兰无须像其他的西方国家

    那样，对中东石油形成高度依赖。但是，根据贸易协定的内容，芬兰还必

    须进口次等的苏联制成品，比如机车、核电厂和汽车，尽管芬兰能以更实

    惠的价钱从西方买到这些东西，且质量更好。芬兰人用黑色幽默来化解

    自己的无奈，就像我前面提到的他们面对那堆意大利的残枪旧炮时的反

    应一样。举个例子，当我1959年到访芬兰时，很多芬兰人开的都是产自苏

    联的“莫斯科人”(Moskvich)牌汽车，这种车老是出故障。那时，很多欧洲

    产的和美国产的汽车都有敞篷的设计：车顶可以滑动，人们可以在天气不

    错的日子打开车顶，享受灿烂的阳光。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芬兰笑话是这么说的，莫斯科人牌的新车型不但有敞篷，而且有“敞底”：不仅车顶可以

    滑动，车的底架也可以滑动。那么，问题来了：车底又没有阳光，“敞底”有

    什么好处呢？答案是：只要你的莫斯科人牌汽车出了故障(这是很容易发

    生的事)，你就可以打开“敞底”，伸出双脚站在地上，自个儿把车子往前

    推啦!

    1945年之后的芬兰

    芬兰人把1945—1948年称为“危险的年代”。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

    知道芬兰最终熬出了头，可在那些年间，芬兰的前景并不乐观。苏联要求

    的赔款对仍以农业生产为主、尚未开展工业化改革的芬兰经济来说负担

    沉重。战争毁坏了芬兰的基础设施：农场被弃置，制造业设备荒废失修，有23的运输船队受到破坏，卡车破损不堪、零件缺失，而且芬兰人不得

    不靠烧柴来弥补汽油的短缺。成百上千名流离失所的卡累利阿人、伤残

    的老兵、孤儿寡母，都需要住所，需要钱，需要那些尚且完整、健全的芬

    兰家庭给予的情感支撑。成千上万名被疏散至瑞典的芬兰儿童终于回到

    祖国的怀抱，但此时的他们已满心伤痕，忘掉了乡音，在被疏散的岁月里

    已几乎记不起父母的面容。

    在这个危险的年代，芬兰出台了全新的战后政策。这项政策后来被

    称作“巴锡基维–吉科宁路线”，是因芬兰的两位总统而得名的，他们分别

    是：尤霍·巴锡基维，执政时间为1946—1956年；乌尔霍·吉科宁，执政时间

    为1956—1981年。这两位总统制定并且不遗余力地实施这一路线长达35

    年之久。巴锡基维–吉科宁路线扭转了芬兰在20世纪30年代实施的忽视苏

    联的灾难性政策。巴锡基维和吉科宁从这些错误中吸取了教训。对他们

    而言，不可忽视的痛苦现实是：芬兰就是一个弱小的国家；它不能对西方

    盟友的援手有任何的期待；它必须理解苏联的想法，并且时时放在心上；

    它必须与苏联各级政府官员保持密切对话；它必须向苏联证明自己可以

    信守承诺、履行协议，从而获得苏联的信任。维持苏联给予的信任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芬兰必须竭尽全力。

    巴锡基维和吉科宁均对苏联和苏联人民较为了解。巴锡基维分别在

    1939年10月、1940年3月和1944年9月代表芬兰与苏联展开和谈，他还曾

    担任芬兰驻莫斯科大使一职。巴锡基维认为，斯大林在处理与芬兰关系

    时的主要动机无关意识形态，而是关乎战略和地缘政治因素，具体指的

    是：苏联重视的是保卫其第二大城市列宁格勒(即现在的圣彼得堡)免受经由芬兰或芬兰湾发动的攻击，毕竟这种情况曾发生过。如果苏联觉得

    自己的前线并未受到威胁，那么芬兰也会很安全。但是，只要苏联觉得不

    安全，芬兰也没有办法安全。说远一些，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冲突都有可

    能让苏联感到不安并因此对芬兰提出要求，所以说，芬兰必须积极地维

    护世界和平。巴锡基维和后来的吉科宁成功地与斯大林，以及后来的赫

    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建立了深厚的互信关系。

    吉科宁总统在他的政治自传中阐述了巴锡基维和他自己的政策：“芬

    兰外交政策的基本任务是在本国的生存安全和地缘政治环境的主导利益

    之间做出协调……(芬兰所奉行的是)预防性外交政策。这种外交政策的

    任务，是在危险降临之前就对其有所觉察，并采取措施规避这些危险

    ——最好是在被尽可能少的人知晓的状态下……尤其对于小国来说，我

    们对自己的立场所产生的影响不抱有幻想，对我们而言，至关重要的是

    能够对国家未来的军事或政治发展所倚仗的不同因素有及时且正确的力

    量感知……一个国家应当自力更生。战争年代的我们在这一方面吸取了

    昂贵的教训……经验还告诉我们，一个小国丝毫没有把外交政策方案和

    情感混为一谈的余地，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情感。一项切合实际的

    外交政策应当基于对国际政治关键要素的认知，这些要素包括国家利益

    以及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影响。”

    因为芬兰坚定不移地奉行巴锡基维–吉科宁路线，苏联(以及今天的

    俄罗斯)在过去的70年中对芬兰有所为且有所不为。苏联减少了芬兰需要

    支付的战争赔款，并在支付时间上给予了宽限。1955年，苏联海军从芬兰

    的海军基地撤离，还从距离赫尔辛基仅10英里的波卡拉撤走了自己的炮

    兵部队。芬兰逐渐扩大与西方的贸易合作，同时减少和苏联的贸易往来，与欧洲经济共同体来往密切，并加入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在这些事情上，苏联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苏联当然有能力阻止其中大部分的事。如

    果不是因为信任芬兰和芬兰的领导者，并且有足够的安全感，苏联才不

    会这般行事。

    如履薄冰

    在外交层面，芬兰时时刻刻都像是在走钢丝，一方面要和西方发展

    关系，另一方面要维护苏联对自己的信任。为了在1944年继续战争结束

    后马上与苏联建立互信，芬兰按时履行了与苏联停战的协议以及随后签

    署的和平条约。这意味着芬兰要把德国军队赶出芬兰，把自己国家的战时领导者当成战犯来审判，并且要及时向苏联支付战争赔款。为了做到

    最后一点，芬兰民众纷纷献出了自己所有的珠宝首饰，包括婚戒。

    在发展与西方的关系方面，芬兰努力避免让苏联觉得芬兰与西方的

    经济融合度过高。比如，尽管急需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但芬兰还是谨慎地

    拒绝了。在与欧洲经济共同体签订协议并加入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同

    时，芬兰还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签署了一些协议，为苏联提供最惠国待

    遇，并且承诺芬兰给予欧洲经济共同体伙伴国的所有贸易减让，苏联也

    同样享有。

    在一些西方国家成为芬兰最主要的贸易伙伴的同时，芬兰也成了苏

    联的第二大西方贸易伙伴(仅次于联邦德国)。西方商品主要经过芬兰进

    入苏联。芬兰对苏联出口的商品有：轮船、破冰船、消费品，以及建造医

    院、酒店和工业城镇所需的全部材料。对苏联来说，芬兰是西方技术的主

    要来源，也是苏联面向西方的主要门户。如此一来，一个独立并且和西方

    结盟的芬兰对苏联来说更有价值。

    由于苏联领导者很信任巴锡基维和吉科宁，芬兰没有像一般的民主

    国家那样，在两位总统任满后就让他们卸任，两人在位时间一共长达35

    年。巴锡基维在86岁离开人世，在那之前，他担任了10年的芬兰总统，而

    他的继任者吉科宁则在位25年，一直到81岁时因为健康出现严重问题才

    不得不辞去总统一职。1973年，芬兰和欧洲经济共同体展开谈判之时，吉

    科宁亲自拜访勃列日涅夫，以个人名义保证芬兰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关

    系绝不会影响芬兰和苏联的关系，打消了勃列日涅夫的疑虑。随后，为了

    保证吉科宁能履行自己许下的承诺，芬兰议会通过了紧急法令，推迟了

    原定在1974年召开的总统选举，将吉科宁的总统任期延长4年。

    芬兰的谨慎行事换来了国家的独立自主和经济的增长。从经济角度

    来看，芬兰作为一个小国，有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今天的芬兰只有600万

    国民，不可能像德国(有9 000万人口)或美国(有3.3亿人口)那样在经济上

    享有规模优势。要是芬兰选择像除欧洲和北美以外的许多国家那样，维

    持很低的生活标准和较低的工资水平，芬兰将永远不会获得经济领域的

    成就。那样的话，以世界标准来衡量，芬兰的劳动力数量永远有限，国民

    收入水平永远有待提升。因此，芬兰必须充分利用其可用的劳动力，通过

    发展工业获得高利润。

    为了尽可能高效地利用其全部的生产力，芬兰的教育体系旨在为每

    一个国民提供良好的教育，这跟美国现在的教育体系很不同，后者仅仅

    为少数人提供良好的教育。芬兰的学校大部分是奉行平等主义的高质量

    公立学校，只有少数私立学校。美国的富人可能会感到吃惊的是，在芬兰，那些为数不多的私立学校得到的政府资助和公立学校是一样的，并

    且私立学校不允许通过收取学费、杂费或者接受捐款的方式筹集资金!

    在美国，中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较低，而且教师的主要来源是成绩中下

    等的大学毕业生。芬兰中小学教师的任用则须经过一个竞争十分激烈的

    筛选过程，申请者都是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最好的高中和大学的人，他

    们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甚至高于大学教授)，薪水优厚，有很高的学历，并且对自己的教学方式有很大的自主权。因此，芬兰学生的识字率、数学

    计算能力以及解决问题能力在世界各国的排名中数一数二。芬兰在培养

    人才方面不存在性别歧视，女性的潜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它是世界上第

    二个赋予女性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国家(第一个是新西兰)。有一次我到

    访芬兰时，其时任总统就是一位女性。甚至在培养警察方面，芬兰的水平

    也是首屈一指的。美国人可能会再次感到吃惊的是，在芬兰，获得学士学

    位是成为警察的一个硬性条件，96%的芬兰国民对自己国家的警察感到

    信任，并且芬兰警察鲜少使用枪支。在过去的整整一年里，芬兰警察在执

    行任务中总共才开了6枪，其中5枪还仅仅是为了警示。而在我居住的城

    市洛杉矶，恐怕警察平均每周开枪的次数都不止这个数。

    对教育的高度重视使芬兰培养出了大批高效能干的劳动力。芬兰的

    工程师数量占国民总人口的比例是世界最高的。芬兰在技术领域也是全

    球的领跑者。如今，芬兰的出口几乎占其GDP(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并

    且以出口高技术水平的重型机器以及制成品为主，这跟二战前只能出口

    木材等传统林业产品的芬兰已不可同日而语。作为高科技产品研发领域

    的佼佼者，芬兰当然不会浪费自己丰富的森林资源，它在发电领域、肥料

    研发、可替代羊毛和铜的纺织纤维研发，甚至是吉他制造领域都做得十

    分出彩。芬兰在研发领域的私人投资和政府投资总数相当于该国GDP的

    3.5%，这几乎是其他欧盟成员国的两倍，几乎可算得上世界之首。同样居

    于世界前列的还有芬兰的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出色的教育体系和高

    研发投入带来的结果是，在仅仅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昔日穷困的芬兰一

    跃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富裕国家。芬兰的人均收入水平变得可以跟法

    国、德国还有英国平起平坐，而这些国家的人口数量是芬兰的10倍之多，并且都有着丰厚的家底。

    芬兰化

    当我在1959年首次到访芬兰时，我对芬兰和苏联之间两次战争的历史几乎一无所知。当时，我问在芬兰的几位房东，芬兰为什么要实行那些

    政策，为什么要进口那些质量不那么好的莫斯科人牌汽车，为什么那么

    害怕与苏联发生冲突。我告诉他们，倘若芬兰真的与苏联发生冲突，美国

    肯定会帮助芬兰的。现在回想起来，可能再没有别的话会比我所说的这

    些更让一个芬兰人感到残忍、无知以及不得体的了。在芬兰的国家记忆

    里，充斥着这么一种难以言说的苦痛：在1939年苏芬战争爆发之际，无论

    是美国、瑞典、德国、英国还是法国，都没有对芬兰伸出援手。这段历史

    告诫着芬兰人，芬兰的存亡和独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不仅如此，只有当

    苏联感觉安全并对芬兰委以信任时，才是芬兰可以心安的时候。

    许多非芬兰人本应比我了解得更多，却也怀抱着我当时的那种无知

    的态度，他们给芬兰的这种政策取了个贬义的代名词，叫作“芬兰化”。

    《纽约时报》在1979年是这样解释芬兰化的：“在一种可悲的状态下，一个

    弱小的国家屈服于强大的邻国，对自己的主权自由做出可耻的、令人尴

    尬的让步。”那些斥责芬兰化的人认为，芬兰的政策实质上就是懦夫之

    举。

    确实，芬兰的很多举动吓坏了西欧和美国的一众观察者。在美国或

    德国，绝对不会出现仅仅为了避免惹怒苏联而推迟总统选举或总统候选

    人退出竞选这样的事情。这些行为似乎违背了民主国家赋予其公民的行

    动自由权。

    在这里，我再次引用吉科宁总统的话：“一个国家的独立自主并非是

    绝对的……无须屈服于历史必然性的国家是不存在的。”面对历史的必然

    性，芬兰需要比美国或德国屈服得更多些，理由很明显：芬兰是个小国，与俄罗斯共享边界，而无论是美国还是德国都没有这些掣肘。那些对芬

    兰化政策嗤之以鼻的人，你们觉得芬兰应该怎样做，是不是应该不顾忌

    苏联的反应，再次承担与苏军发生冲突的风险呢？

    那些反对芬兰化的人心里存在这样一种恐惧：他们害怕苏联会打起

    自己国家的主意。不过，其他的西欧国家和美国的地缘政治环境与芬兰

    完全不一样，它们无须面对芬兰的地缘政治困境。吉科宁对芬兰外交政

    策的辩护浓缩成一句话就是：“芬兰化不供输出。”

    实际上，芬兰对苏联实行的外交政策必然是错综复杂的。这种政策

    产生的最终结果是，在二战结束后的70年里，芬兰并没有变成苏联或者

    (现在的)俄罗斯的卫星国。相反，芬兰成功地在和西方加强联系的同时，与苏联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与此同时，芬兰人深知，际遇无常，因此芬兰

    要求该国男性义务服兵役，并欢迎女性志愿参军。芬兰人在服兵役时要

    接受最长一年的严格的军事训练，因为芬兰的期望是，每一个芬兰人都具备上战场的能力。经过一年的训练后，芬兰人在30～35岁之前每隔几

    年就会被召集起来服预备役。芬兰的预备军人数占该国总人口的15%，倘

    若这一比例放在美国，那就相当于拥有一支5 000万人的预备军。

    危机框架

    现在，我们就芬兰的这段历史，类比影响个人危机结果的因素(见表

    1.1)，分析影响国家危机结果的因素(见表1.2)。在影响国家危机结果的

    众多因素当中，有7项因素有助于芬兰国家危机的解决；有1项因素在开始

    阻碍了危机的解决，但后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另外3项因素的缺失，导

    致芬兰难以解决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来自强大邻国的威胁。

    芬兰在解决国家危机时明显体现出以下7项因素的作用：愿意承担责

    任(因素2)、划清界限(因素3)、强大的国家认同(因素6)、诚实的自我评

    估(因素7)、应对国家失败的耐心(因素9)、特定情况下的灵活性(因素

    10)以及国家核心价值观(因素11)。首先，在本书的国家样本之中，芬兰

    是主动承担责任并做出超现实的自我评估的一个优秀案例。进行这种评

    估对芬兰来说尤其痛苦，因为经历过战争的芬兰，很多人失去了生命、至

    亲，或赖以生存的家园。芬兰必须保持清醒，避免落入自我怜悯和仇恨的

    陷阱，进而破坏与苏联之间的关系。不过，芬兰人最终认清了现实：我们

    是一个小国；我们和苏联共有漫长的边界；我们不能指望盟友提供有效的

    支持；我们国家的生死存亡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我们可以暂时抵抗住苏

    联军队的进攻，使战争对于苏联而言进展缓慢、代价沉重并且痛苦不堪，但我们无法长期与其对抗。芬兰人从战前的外交政策中吸取了教训，最

    终接受了现实：赢得苏联的信任是保持芬兰政治独立的唯一途径。

    芬兰的案例充分展现了本书选择性变革和划清界限(因素3)的主题。

    在与苏联的最后一次对抗中(1944年9月之后)，芬兰颠覆了自己以往的政

    策，打破了忽视苏联、不与苏联打交道的传统。芬兰采取了一种新政策，与苏联进行经济合作并开展密切的政治互动。不过，这些变革在很大程

    度上具有选择性，因为芬兰保持了独立自治，而且依然是一个自由民主

    国家。这两种看似互相冲突的身份——未变革的旧芬兰和已发生变革的

    新芬兰，却能够共存。这让很多非芬兰人既疑惑又气愤。于是，他们创造

    了“芬兰化”这样一种轻蔑的说法，以暗示芬兰当时其实可以也应该做出

    不同的选择。芬兰人展现出的强烈的国家认同(因素6)让人惊叹——不了解芬兰

    的人大概不会料到，这么小的一个国家竟然具有如此强烈的国家认同，毕竟从其他方面来看，它只是一个典型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芬兰人的

    国家认同和对自己国家独特性的坚定认知，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优美、独

    特又高深的芬兰语，没有多少非芬兰人有胆量去学这种语言，还源于以

    芬兰语创作的口传史诗《卡勒瓦拉》，以及在沙俄统治下长达一个世纪之

    久的独立自治历史，彼时芬兰就已拥有自己的政府、货币和议会。进一步

    强化了芬兰人的国家认同的，是世界人民对芬兰的音乐家、田径运动员、建筑师以及设计师的认可。如今，芬兰人的国家认同还与该国在冬季战

    争中取得的军事成就紧密相连。芬兰人以自己在二战中的成就为傲，这

    种自豪感要远远强于除英国人以外的其他国家的国民。在2017年的芬兰

    独立百年庆祝活动中，芬兰人对其在二战中取得的成就的重视程度不亚

    于对1917年取得国家独立的重视：就如同在美国，独立日(7月4日)庆祝的

    焦点是美国在二战中取得的胜利，而不是1776年发表的《独立宣言》。

    芬兰展示了一个国家如何耐心地应对最初的失败，并坚持不懈地探

    寻可能的危机解决方案，直到找到有效的路径(因素9)。当苏联于1939年

    10月对芬兰提出领土要求时，芬兰没有主动提出进行经济合作和政治互

    动，这是芬兰后来才提出的。即使当时芬兰主动提出这些建议，斯大林也

    很有可能会拒绝。是芬兰在冬季战争中的顽强抗争让斯大林确信，使芬

    兰保持独立才是正确的选择。从1944年开始，芬兰意识到自己在战前实

    施的忽视苏联的政策和战时实施的诉诸军事手段的政策均已失败，为了

    保持自己的经济和政治独立，同时与苏联保持良好的关系，芬兰历经了

    漫长且持续的试验阶段。

    芬兰展现出一国在特定情况下的灵活性(因素10)。面对苏联的担忧

    和敏感，芬兰的回应是：通过追溯法，对自己国家的战时领导者进行审

    判，议会通过紧急法令推迟原定的总统选举，等等。其他民主国家可能会

    对这些措施不以为然，而在芬兰身上我们能看到由此反映出来的灵活性：

    牺牲部分原则来获取最不可侵犯的政治独立。再次引用扎洛加在曼纳林

    的传记中使用的一句话：芬兰人出色地“在几个糟糕的选项里选择了最不

    糟糕的一项”。

    芬兰的历史展现了这个国家的一项不容置疑的核心价值观(因素

    11)，那就是捍卫国家独立，保卫国家不被他国侵占。芬兰人做好了为这

    一核心价值观而战的准备，哪怕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会因此失去自己的生

    命。不幸中的万幸，芬兰人挺过来了，捍卫了国家的独立。针对芬兰所处

    的两难境地，本来就没有什么绝对正确的答案。1939年的波兰和1941年

    的南斯拉夫在面对德国的要求时，均提出拒绝并为国家的独立而战，可它们没有芬兰那么幸运：这两个国家都输了，并因而被侵占或继续被侵

    占，受尽寄人篱下的耻辱。与之相对的是，因为判断出自己和对方的军事

    实力悬殊，193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1939年的波罗的海三国和1945年8月

    的日本分别接受了德国、苏联和美国的最后通牒。如此想来，捷克斯洛伐

    克当时的情况未必全然无望，但我们也无从得知。

    那个一开始阻碍了芬兰危机的解决，却在后来起到积极作用的因素

    是对危机的举国共识(因素1)。芬兰国民一开始缺乏对国家陷入危机的共

    识，但最终达成了这一共识。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大部分芬兰人都没有

    意识到自己的国家和苏联之间迫在眉睫的危机，在1939年，他们又错误

    地判断斯大林提出的要求仅仅是虚张声势。从1944年起，芬兰国民开始

    达成共识，制定了巴锡基维–吉科宁路线，芬兰政府领导者与苏联政府领

    导者密切对话，并学习从苏联的角度看问题。

    芬兰明显缺乏的三项有助于化解危机的因素分别是：来自盟友的援

    助(因素4)、可供借鉴的榜样(因素5)，以及不受地缘政治约束的选择自

    由(因素12)。本书讨论到的国家当中，芬兰得到的来自盟友的援助最少：

    在冬季战争中，芬兰所有的传统友国和潜在盟友都拒绝为它提供所需的

    实质性帮助。(瑞典提供了一点儿非政府性质的协助，包括派出8 000名志

    愿兵，并接收了芬兰的难民儿童；德国在继续战争中也的确提供了必要的

    军事及经济援助。)芬兰找不到任何一个弱国成功对抗苏联或者纳粹势力

    的案例：几乎所有其余的欧洲国家要么接受对方的要求(比如波罗的海三

    国)，要么负隅顽抗并被残暴地征服(比如波兰和南斯拉夫)，要么以自己

    (远强于芬兰)的军事实力成功地进行抵抗(只有英国)，要么做出适度的

    让步以换取国家独立(比如瑞士和瑞典对德国做出的让步)。反过来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像芬兰那样，成功地处理与苏联的微妙关系

    (即“芬兰化不供输出”)。因为和强大的邻国苏联之间共享漫长的边界，芬兰的选择自由受到地缘政治因素的严重制约。芬兰这种因受强大邻国

    掣肘而无法自由选择的状态，恐怕只有二战后的德国在某种程度上能够

    感同身受。

    在我们讨论的不存在于个人危机，而仅存在于国家危机的影响因素

    中，有两个因素体现在芬兰的案例里：领导者的力量和冲突后的和解。无

    论是在二战期间还是二战结束之后，芬兰都受益于卓越的军事及政治领

    导者的力量。作为军事领导者，曼纳林将军是一位分配稀缺资源的能手，他善于对苏联在不同战线上对芬兰构成的威胁做出判断，在危急时刻依

    旧能保持沉着冷静和清晰的思考，并能鼓舞士气。曾任总理一职的芬兰

    前总统尤霍·巴锡基维和他的继任者乌尔霍·吉科宁均能说一口流利的俄

    语，在和斯大林的谈判中作为弱势的一方却很有技巧，两人都获得并且维持了斯大林对自己的信任，还使斯大林相信，让芬兰保持独立是对苏 ......